巴菲特1998年曾有一段非常知名的表述，他说：“黄金从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地底下挖出来。之后人们将其熔化成型、打孔，然后又放到地底下的金库里，还要花钱找人在金库四周保护。黄金没有任何用途。要是金星人看到地球人这么看重黄金，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你可以把所有开采出来的黄金放在一起，它们可以填满一个长宽高都为67英尺的立方空间。按照当前的黄金价格计算（当时黄金已到每盎司1350美元上方），和这些黄金价值相当的钱可以让你买下全部美国耕地，不是部分，而是全部。此外，你可以买下10家埃克森美孚。然后你还有1万亿美元的闲钱。或者，你可以拥有一个巨大的金属立方体。你会选择哪种做法？哪种做法能产生更多价值？”

此后的多次股东大会上，他也曾明确表达过远离黄金的建议。因为在他看来，黄金没有生产能力，不能用已有的黄金生出更多的黄金；黄金的实际用途不多，只在工业和珠宝饰品领域有一些用途。

另外，在他看来，黄金价格的上涨大多源自于投资者的恐惧和不确定性心理，如果做多黄金，就是在做多恐惧，必须期望再过一两年人们会比现在更加恐惧，否则买黄金就赚不到钱。

相比之下，巴菲特显然更青睐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他说好公司回报会高于黄金和债券，因为那是会下蛋的母鸡，能长出庄稼的农场。用他自己的话说，“优秀企业的股票，就像是拥有一只持续不停地下蛋的母鸡，而黄金就像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只会坐在那里，还要不停地吃东西，黄金需要保险费用、保管费用等等”。甚至在2013年5月3日接受FBN专访时，巴菲特还有这样坚决的表态——“我不会买黄金，即使黄金跌到每盎司800美元”。

巴菲特对黄金的观点建立在传统价值投资框架下，强调资产的生产性和现金流创造能力，但其对黄金的认知在当前货币体系重构、全球宏观风险升级的背景下，是存在显著局限性的。

1.对黄金 “货币属性” 的战略价值认知不足

忽视 “超主权储备” 的制度性需求：巴菲特将黄金定义为没用处的实物资产，但其核心价值已从商品属性转向货币体系稳定器。2024年全球央行购金量达1045吨，中国央行连续5个月增持（2025年3月末储备达 2292.33 吨），新兴市场黄金储备占比从8.9%向发达市场26.9%迈进，本质是通过黄金对冲美元信用风险。这种行为并非短期投机，而是主权层面的货币储备重构，与巴菲特黄金无实用价值的判断形成冲突。

低估去美元化的系统性影响：美国政府债务达36.1万亿美元（GDP占比120%），2024年利息支出首超国防预算（8817 亿美元），美元指数2025年以来下跌8.53%，触发各国对“美元单极储备”的系统性担忧。黄金作为千年货币锚，其非信用依赖属性成为唯一能对冲货币体系坍塌风险的资产，这一功能远超巴菲特框架下的商品供需逻辑。

2.对 “恐惧驱动” 投资的片面性解读

“恐惧” 已转化为长期风险对冲的制度性配置：巴菲特认为黄金投资源于短期情绪驱动，但当前恐惧本质是对结构性矛盾的制度化应对：地缘冲突（俄乌长期化）、贸易壁垒（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金融市场脆弱性（美股科技股估值泡沫、美债流动性危机）等长期不确定性，促使主权基金、保险公司将黄金纳入资产组合（如2025年亚洲地区黄金ETF 需求占比达 5%），而非散户跟风投机。数据验证：2024年黄金在美联储加息周期中逆势上涨25%，2025年年初至今涨幅26.7%，超越标普500（-10.18%）和纳斯达克（-15.66%），显示机构资金对 “货币体系风险” 的跨周期定价，而非短期情绪驱动。

价格自我强化的合理性—风险资产的再定价：巴菲特批判价格上涨吸引跟风购买，但忽略了黄金作为反脆弱资产的定价逻辑：当美元信用动摇（如2025年特朗普政府考虑解雇鲍威尔引发美元指数单日暴跌1.2%），黄金的避险溢价会形成自我强化的机构配置逻辑，而非单纯散户投机。下方图片信息是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门（GIR）4月21日对黄金的动态更新：

2025年4第三周，月COMEX黄金非商业净多持仓达425.9 吨，虽处适中水平，但ETF周度净流入31.7 吨（亚洲地区占比 5%），显示主权基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在美元贬值预期下主动增配，形成政策风险→资金流入→价格上涨→进一步配置的正向循环。

这种再定价本质是对货币体系风险的量化补偿：当美股、美债面临估值压力时，黄金作为零信用风险资产的稀缺性被重新定价，与巴菲特所述仅依赖市场情绪的投机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此外，黄金的非生产性在信用货币体系中转化为优势：不同于股票依赖企业盈利、债券依赖政府信用，黄金的价值锚定不依赖任何单一经济体，成为全球资本在去信任化时代的终极选择。2024年全球央行购金量达1045吨，相当于当年矿产金产量的28%，这种制度性需求构成价格长期支撑，远超巴菲特框架下的 “供需博弈” 范畴。

3.对非生产性资产的传统框架局限：现代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价值

巴菲特的分析隐含假设是资产价值必须源于生产性，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中，黄金的风险分散功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配置工具，这与其不能自我繁殖的批判形成冲突：

跨资产低相关性的独特优势：2025年数据显示，黄金与标普500的周度相关性为-0.03，与纳斯达克相关性0.01，显著低于股票与债券的相关性（如标普500与10年期美债相关性0.18）。这种低相关性使黄金成为对冲股债波动的核心资产。例如，当美股科技股回调（纳斯达克年跌15.66%）时，黄金年初至今上涨26.7%，有效降低组合波动率。

机构配置数据验证：全球黄金ETF资产管理规模达3772亿美元，2025年初截至4月第三周净流入324吨，显示机构通过黄金实现反周期对冲，而非仅追求生产性收益。

抗通胀属性的不可替代性：巴菲特认为黄金无用处，但忽略其作为真实资产的抗通胀功能。在全球央行货币超发背景下（2024年全球M2增速8.2%），黄金年矿产增量仅 1.5%的有限供给使其成为抵御购买力稀释的核心工具。例如，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期，黄金价格涨幅达1781%，远超同期股票和债券，证明其在货币贬值周期中的独特价值。

传统框架与货币经济学的分歧：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框架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贸易体系内，而黄金的定价逻辑根植于货币经济学：当信用货币体系出现信任危机（如美债庞氏化、外汇储备冻结风险），黄金作为终极支付手段的需求会超越供需模型，形成独立于生产性的价值重估。2025年COMEX黄金期权波动率22.14%持续高于标普500期权的18.7%，反映市场对其货币属性的溢价定价。

总而言之，巴菲特对黄金的批判本质上是工业时代价值投资框架的产物，而当前全球正处于旧有全球化贸易体系崩塌、货币体系重构、信用风险溢价飙升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黄金的核心价值已从商品升级为货币体系稳定器和跨周期风险对冲工具，其定价逻辑涵盖主权储备配置、去美元化需求、资产组合分散化等制度性因素，远超单一的生产性或投机性界定。投资者需在传统框架与现代金融生态的冲突中，重新审视黄金的战略价值 —— 它不仅仅是个立方体，而是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