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指出，以财政政策显著加力与消费政策转向为核心的双轮驱动，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的关键力量。

　　他认为，这一系列精准施策，不仅带动了上半年GDP实现5.3%的较快增长，更在消费领域催生了悦己健康、国货潮牌、智能科技和银发经济四大新趋势，为内需市场注入了新鲜活力。

　　沈建光提出，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规划为提振内需提供了关键的战略契机。他特别强调，目前尚处初级阶段但潜力巨大的游艇经济，有望成为融合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消费、带动多重溢出效应的新引擎。通过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松绑，推动游艇产业从“精英俱乐部”走向大众化市场，不仅能够直接弥补我国在高附加值船舶制造领域的短板，更能释放巨大的服务消费潜力，成为打造新质生产力、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极的重要突破口。

政策“双引擎”全开，如何为中国经济持续“续航”？

　　回顾2025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5.3%的GDP增速超出市场预期。沈建光将其归因于自2023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国宏观政策发生的两大深刻转变。

　　“第一个显著转变是财政政策真正开始担纲稳增长的主力，改变了过往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局面。”沈建光分析道。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高达7.66万亿元，发行进度超过55%，是2020年以来同期第二高水平。其中，用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进度达90%，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的特殊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达58%，而旨在惠民生、扩内需的特别国债发行进度也达到59%。这一系列“靠前发力”的操作，为稳投资、稳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在支出端，1—7月广义财政支出同比增长9.3%，与年初预算目标持平，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大幅增长31.7%，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

　　“第二个里程碑式的转变，是政策重心历史性地转向消费。”沈建光强调。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置于次年经济工作的首位，标志着政策导向从以往侧重于投资和出口，转向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

　　这一转向体现在三大具体举措上：首先，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规模较去年翻倍；其次，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旨在系统性解决制约消费的堵点难点；再次，强调“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并陆续出台了育儿补贴、探索免费学前教育等直接惠及民众的政策。

　　这两大政策的协同发力，效果直接体现在消费数据上。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商品零售同比增长4.8%，显著高于去年全年的3.2%。与以旧换新政策密切相关的家电、文化办公用品、家具、通讯器材等品类零售额均实现高速增长。

　　京东平台的大数据进一步揭示了消费市场的四大新趋势：一是“悦己与健康消费”持续火热，智能穿戴、户外运动装备、低糖食品等销售额激增超100%；二是“国品国潮”表现亮眼，带有非遗元素的产品成交额出现数倍增长；三是“新技术新品消费”快速崛起，AI笔记本电脑、智能机器人等商品成交额增幅惊人；四是“老年人消费活力”不断释放，一线城市56岁以上年龄组的消费支出回升最为突出。

中美消费差距到底在哪？破局关键藏在这两个“赛道”

　　面对内需挑战，如何破局？沈建光通过中美总需求结构的对比，给出了清晰的路径方向。

　　与美国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低。数据显示，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高达约67.9%，而中国仅为39.9%。即使算上政府消费，中国的最终消费率约为56.5%，仍远低于美国超过80%的水平。这一巨大差距并非来自商品消费——中美两国居民的商品消费占GDP比重均在22%左右，已大体相当。“真正的差距，也是最巨大的潜力，在于服务消费。中国服务消费占比仅为17.9%，还不到美国45.8%的一半。”沈建光说。

　　基于这一判断，沈建光提出了大力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并优化以旧换新政策。 他肯定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的托底作用，但指出其对耐用消费品的刺激存在提前透支需求的风险。他建议，在做好政策接续的同时，应考虑将母婴用品等与民生改善直接相关的新品类纳入补贴范围，以保持商品零售的增长动力。

　　第二，加大对服务消费的支持力度。“服务消费是中国消费的短板，也是潜力最大的领域。”沈建光提议，财政资金应在现有基础上，更多地通过发放服务消费券、折扣券等形式，直接刺激旅游、健康、文体、餐饮等服务消费。“由于服务消费很大程度上是消费劳动力，其支出相较于商品消费或投资，会有更高比例转化为居民收入，从而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形成‘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

　　第三，鼓励中高端消费，培育新增长点。在这一领域，沈建光特别着重介绍了游艇经济、汽车改装和低空经济。“这些领域常常被误解为仅为少数富人服务，但实际上，它们产业链长、技术附加值高，并能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大众化，是典型的消费升级方向。”他以汽车改装为例，指出据中汽协预测，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将突破2000亿元，一旦政策限制放宽，将是又一个万亿级市场。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沈建光指出，中国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较OECD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偏高。他建议降低政府投资支出比重，转向社保支出，探索将大规模国有资本划拨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快速提升基础养老金水平。同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从根本上提升消费能力。

不止于奢华：游艇经济如何化身新质生产力的蓝色引擎？

　　在众多消费新业态中，沈建光基于详实的研究数据，将游艇经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他指出，尽管中国游艇经济发展尚处于“供不应求”的初级阶段，但其蕴含的五大带动效应与“十五五”期间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要求高度契合。

　　效应一：弥补高端制造短板，推动船舶工业向高附加值领域攀登。

　　中国作为全球造船业的领跑者，在油轮、货轮等传统船舶制造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三大指标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在高端游艇制造领域却明显滞后。2024年，中国游艇制造业总产值仅为128亿元，出口额仅6亿美元，与意大利（46.4亿美元）、荷兰（38.9亿美元）、德国（19.3亿美元）等传统强国存在显著差距。

　　“游艇制造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其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极高，能够带动复合材料、精密仪器、导航通信、内饰设计等多个高端产业协同发展，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沈建光强调，发展游艇制造将有力推动中国船舶工业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型升级。

　　效应二：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引领服务消费数智化与定制化发展。

　　服务消费是中美消费结构差距的主要领域，而游艇经济恰恰是服务消费的集大成者。

　　根据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的数据，中国目前游艇保有量约4.5万艘，泊位1.5万个，与美国1167万艘的规模相比，市场潜力巨大。“除了直接的游艇消费外，它还能强力带动高端旅游、专业服务（金融、保险、经纪）、培训教育等产业链发展。”沈建光引用德勤的估算指出，在意大利，一艘停留超过10周的大型游艇每年能为当地经济贡献160万欧元。同时，游艇产业正快速拥抱数智化与绿色化转型，AI航行辅助、新能源动力（渗透率已超20%）和深度定制化服务，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机遇。

　　效应三：促进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释放巨大乘数效应。

　　游艇经济天然具有产业融合属性，其上中下游产业链紧密衔接：上游拉动设计与制造，中游带动销售与相关服务业，下游推动维修保养与旅游休闲。“这种深度融合带来了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沈建光介绍，德勤测算显示，2022年意大利游艇产业对经济的总贡献达277亿欧元，是其直接产值的2.7倍，过去十年该产业增速是意大利GDP增速的三倍。美国休闲游艇行业的年度经济贡献也从2018年的1700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2300亿美元。

　　效应四：打造丰富就业生态，有效缓解结构性失业压力。

　　游艇经济不仅能够创造高端研发和制造岗位，更能吸纳大量维修技师、驾驶员、导游、活动策划、码头服务等技能型和服务型就业。沈建光以国内实践为例说明：“珠海金湾区的游艇产业园集聚了35家企业，直接带动数千人就业。海南三亚2023年游艇出海超16万艘次，催生了大量新兴职位。”在国际层面，美国该行业就业人数从2018年的69.1万增至2023年的81.2万；意大利游艇经济创造了15.7万个岗位，其隐形就业乘数效应高达六倍。

　　效应五：推动基础设施升级，全面提升区域发展吸引力。

　　发展游艇经济将倒逼相关地区升级港口码头、航道、防波堤等海事工程，并同步改善交通、水电、通信等公共设施。沈建光以摩纳哥和法国南部为例，指出成功的游艇经济区不仅能极大改善城市面貌，成为国际化的标志，还有助于吸引投资、人才和高端会展活动，显著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软实力。

　　基于上述五大效应的分析，沈建光指出，尽管游艇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但目前仍面临“无处可去、分头管理、法规不适配、定位高端、配套不足”等系统性堵点。为此，他提出了一套相互衔接的政策建议体系：

　　在准入端，建议制定“游艇禁止和限制航行水域负面清单”，大幅开放水域空间，打破“无处可去”的航行壁垒；在管理端，明确牵头部门，建立部际协调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在法规端，建立适配游艇特性的专业法规体系，实现与商船管理的分离，解决法规不适配问题；在发展模式上，大力鼓励分时租赁、共享游艇等大众化商业模式，推动产业从“精英俱乐部”向大众消费市场转型；在配套支撑方面，规划游艇产业生态园区，制定绿色码头标准，系统性破解环保限制与配套不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