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资产管理计划（简称“证券业支民资管计划”）是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而参与设立的行业举措。总体来看，自2018年10月设立至今，“证券业支民资管计划”有效缓解了有发展前景民营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危机，树立了“金融业纾困实业”的良好形象。

　　但华创证券对贵州百灵（002424.SZ）等方的纾困计划，却引发纠纷。贵州百灵董事长姜伟表示，华创证券违背“纾困”初衷，意图控制上市公司，甚至涉嫌“为延缓退出纾困计划，做空贵州百灵股票，委派高管举报分管领域违规，致上市公司被ST，逼退战略投资者”等行为。

　　未按约减持股票

　　2018年，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中国证券业协会号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设立系列资管计划，专门用于帮助有发展前景但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彼时，姜伟因投资多个优化地方旅游景区环境的项目，正陷入个人高负债和股票高质押率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华创证券与贵州百灵及姜伟等签署“纾困协议”——《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姜伟及其一致行动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民企支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配套协议》。

　　这些协议的核心条款是，华创证券通过公开募集资金的方式，成立两支纾困基金，即“华创证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华创证券1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持民企发展1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华创证券-工商银行-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持民企发展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股份转让形式”向姜伟等提供14亿元资金，获得贵州百灵11.54%股份（1.61亿股）。

　　另外，华创证券向姜伟提供了3.61亿元的股票质押借款，质押物为贵州百灵1.1亿股股票。

　　按照协议约定：纾困基金存续期3年，最多可延长至5年；纾困基金应在5年中的每个出售期内，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将所持的贵州百灵股份全部卖出；姜伟等拥有对纾困股份的优先回购权，如果姜伟等未行使优先回购权，当期未回购股票由纾困基金负责减持，减持期限为每一期期末日后60日内，减持价格由纾困基金自行决定。

　　然而，在纾困基金存续期间，华创证券并未按照约定进行减持。据姜伟介绍，根据纾困协议，固定收益按日计提，年利率8.5%（如果华创证券减持纾困股票收益率不足8.5%，由姜伟负责补齐）。尽管纾困基金未按约定减持纾困股票，但姜伟等仍依约向华创证券纾困基金累计支付相应利息及分红超过4亿元。

　　尽管华创证券未按约定减持股票，但在今年8月华创证券母公司华创云信（600155.SH）公告称，华创证券以“多次敦促姜伟等履约，但姜伟等既不履行股份回购和还款义务，也未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姜伟等偿还纾困基金本金14亿元并支付固定收益、违约金等费用；判令姜伟偿还股票质押融资本金3.61亿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等费用。

　　姜伟等对于华创证券指责其违约等并不认可，并于今年11月提起反诉，要求华创证券纾困基金继续履约，将其所持贵州百灵1.6亿股纾困股份全部出售，赔偿因其违约等带来的其它损失。

　　疑窦重生的“自我检举”

　　姜伟等表示，在华创证券不按照协议出售纾困股权的情况下，贵州百灵试图多次引进战略投资以偿还华创证券债务，在双方初步达成合作的情况下，却被华创证券方不惜以“自我检举”的极端方式搅黄。

　　2023年8月，上海金浦健服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金浦”）携某央企金融集团与贵州百灵等达成合作意向，并获得相关领导的支持。就在推进阶段，意外发生。在2023年年报发布前的2024年3月1日，华创证券派驻贵州百灵的人员，包括贵州百灵常务副总经理袁远镇、副总经理郑茂学、财务总监李红星、财务副总监和结算中心主任何定梅以及贵州百灵子公司和仁堂负责人黄涛等5人（下称“袁远镇等人”），以《关于贵州百灵2023年年报重要事项的报告》（下称“《举报报告》”）向贵州证监局实名举报贵州百灵，并将《举报报告》同时发给了贵州百灵的审计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对此，贵州百灵总经理牛民表示：《举报报告》所列举的所谓财务问题其实不准确，在公司尚未依法完税、财务报告尚未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前，一切财务数据和凭证都有可能调整；只有年度决算以后，才可以评判财务报告是否存在虚假信息问题；在公司还没有完成2023年度决算时，华创证券派驻的人员就开始举报贵州百灵2023年度的财务问题。

　　另外，牛民认为，2021年初华创证券以工作组名义就控制了公司的公章和财务，2021年度和2022年度，未按照会计准则及时计提销售费用，致使贵州百灵受到贵州证监局的处罚。贵州证监局要求贵州百灵整改公司财务管理，纠正财务关于销售费用计提问题。但袁远镇等人明知自己具体负责贵州百灵财务整改工作，还把贵州百灵正在整改的所谓问题作为举报事项。

　　对于上述举报，华创证券派驻贵州百灵的财务总监李红星表示，“未参与举报材料的编写，在举报材料上签字以及向会计师事务所和贵州证监局提交报告，是领导安排，非本人自愿。”

　　然而，此次举报后，贵州百灵被ST，同时股价大跌，引进央企等战略投资者的事情也因此终止。

　　纾困方被指涉嫌“做空”

　　“华创不仅不依约减持股票，反而用纾困基金买的股票，做空贵州百灵股价。”贵州百灵副总经理陈培透露，有几次融券业务，巧合地发生在姜伟对外转让股票期间，让姜伟收益缩水。

　　本报记者查询资料显示，纾困期间贵州百灵的股价曾一度达到11.97元/股，高于纾困基金成本价的30%，华创证券在此期间从未出售纾困股权。

　　贵州百灵总经理牛民介绍，贵州百灵作为融资融券标的，从2019年初至2023年底（纾困期内），正常时段的融券规模一般在10万-30万股的区间。但是从2020年5月3日前后，开始出现纾困基金持有的股票数量减少，并在几个关键时点出现明显超过正常值的融券规模，少则200万股，多则1300万股。纾困期内多次突发大量激增融券业务时，华创证券纾困基金所持股票出现相应减少。

　　“一天内出现较正常值数十倍的大量融券卖出，在A股是少见的。”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做空行为除了能产生直接收益外，还可以通过打压股价让姜伟陷入被动局面。

　　《经济参考报》记者结合材料发现，其中几个巧合的关键点如下：

　　2021年3月，姜伟与长江证券的股票质押合约购回事项中，姜伟与时任贵州百灵的监事孙旭辰（由华创证券委派）推荐的深圳碧烁资管（实际对接人是黄浩嘉）于3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88%。但就在与深圳碧烁资管交易公告前的3月18日、3月19日，贵州百灵融券卖出量陡然达到1044.6万股，同期华创证券管理的纾困股权数量相应减少，华创证券的转融通账户持有贵州百灵的股票增加。

　　2021年5月、6月，孙旭辰再次推荐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涌津涌鑫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实际对接人依然是黄浩嘉）承接姜伟的协议转让股份4001万股。2021年5月20日公告约定，交易价格为签约前一日收盘价7.85元/股的9折。

　　此后双方又签署补充协议，规定实际交易价格是股票在中登公司交割日前一日收盘价的8.7折，公告时间和交割时间相差10余天。巧合的是，在签署协议后，贵州百灵股票又出现大量融券卖出，主要集中在5月31日至6月4日之间，总股数约1200万股；股价持续下跌，直至6月7日股票交割日前一个交易日（6月4日）的价格为7.63元/股，最终以该价格的8.7折成交，受让价格显著低于原本公告所称的交易价格，差额部分由姜伟退还给受让方。

　　同样，上述期限内华创证券管理的纾困股权数量相应减少，华创证券的转融通账户持有贵州百灵的股票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5月19日至2021年6月4日，同行业和大盘指数均上涨，而贵州百灵呈下降趋势。

　　2022年3月28日至3月31日，贵州百灵股价因“新药研发进展公告发布”出现上涨趋势。股票第二个涨停时，华创证券从其管理的纾困股权中，将贵州百灵股票融券给第三方进行集中卖出，三天内融券超过1300万股。其中，3月28日一天融券卖出高达1143万股，集中卖出总金额超过1亿元，卖出价格在8元/股-10.98元/股之间。市场发现大量融券持续卖出后，股价随即回落。

　　2022年12月初，医药股出现一波上涨行情。12月6日开始，华创证券连续6天大量融券卖出，合计超过1200万股，卖出价格区间在9.35元/股-11.97元/股。集中还券发生在2023年1月3日，当时价格区间为8.15元/股-8.4元/股。股价上扬期间，极短时间内巨额融券卖出，造成市场恐慌，再次出现股价下跌情况。

　　“因此，我们合理怀疑，华创证券方涉嫌‘融券做空’操纵股价。华创证券纾困基金作为贵州百灵的第二大股东，参与融券业务与纾困基金的身份以及‘择机退出的约定’是相违背的。正常情况下，华创证券纾困基金作为‘纾困’股东，同时面临退出，是不该如此操作的。”贵州百灵副总经理陈培直言，“股价下跌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大股东姜伟不断向华创证券补充质押物，受损的是姜伟。”

　　对于上述行为，姜伟等举报到贵州证监局等有关部门，贵州证监局表示，未发现存在违规行为。

　　据姜伟介绍，华创证券提供14亿元纾困基金，姜伟及一致行动人向华创证券纾困基金转让1.61亿股的贵州百灵股票，后期还向其补充征信担保7800万股贵州百灵股票、价值10亿元的商业地产和约2亿元的其他资产。之后，姜伟还以股权质押向华创证券借款3.61亿元。截至目前，姜伟将1.1亿股贵州百灵股票质押（包括补充征信担保）给华创证券，另有约2亿元的其他资产质押给华创证券。

　　总体来看，14亿元纾困基金和3.61亿元借款，共转让和质押贵州百灵股权约3.5亿股，另外质押14亿元资产，抵押质押总资产超过30亿元（按当前股价计算）。“我们多次要求华创证券方面返还纾困项下的超额质押股票，甚至安顺市政府帮助协调，但华创证券方面不予正面回复。”姜伟表示。

　　华创证券在谋求什么

　　为规范纾困基金运作，在2018年底，监管部门发通知要求：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参与化解民营上市公司流动性问题；相关投资应以财务投资为主，不谋求实际控制权，并有明确清晰的退出方案；帮助民企上市公司解决融资难问题。

　　2022年5月，为规范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资产管理计划运作，支持证券公司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由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联合发布的《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资产管理计划规范运作指引》再次强调，资金运用应当以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财务投资为主要方式，以保持企业控制权和治理结构相对稳定为主要目标，并有明确清晰的退出方案。

　　记者了解到，当时各“证券业支民资管计划”与上市公司及实控人的纾困协议中，纾困方基本都放弃了表决权。而华创证券与贵州百灵及实控人纾困协议签署一年后，华创证券却以“加强资管计划，改善贵州百灵的结构”为由，要求恢复纾困股权（用纾困基金购买的股权）的表决权。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得的会议资料显示，在今年7月23日的贵州百灵董事会上，董事周义峰（华创证券委派）要求由华创证券提名4名董事和董秘人选，姜伟须配合引入战略股东，并表示如果不同意，华创证券将于7月25日启动诉讼程序。

　　中国政法大学谭秋桂教授认为，华创证券控制了贵州百灵的公章和财务，形成一定的实际控制权；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包括4名独董）组成，如果按照华创证券“提名4名董事和董秘人选”的要求，华创证券将实际控制贵州百灵。

　　就此，贵州证监局公司监管处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贵州百灵的实际控制人还是姜伟，并未改变。”

　　对于华创证券与贵州百灵及实控人姜伟等方的相关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致函华创证券，截至发稿未获回复。本报记者前往华创证券办公地点采访，被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