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高鸿股份（000851.SZ）核心资产掏空案的整体策划设计者及其母公司中信科集团（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的情况，结合最新监管调查与司法实践，综合情况如下：

 一、核心资产掏空案的整体策划设计者

根据证监会2025年8月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多份权威法律分析 ，中信科集团前董事长鲁国庆（任期2021年2月-2025年3月）是系统性资产掏空的直接决策者，其主导的关键行为包括：

1. 低价收购核心资产

2022年，鲁国庆直接决策以6.09亿元（评估值16.45亿元）收购高鸿股份核心子公司高鸿智联（车联网业务），导致高鸿股份净资产锐减超22亿元，丧失持续经营能力 。该交易被监管机构认定为“明显不合理低价”，且71.4%的收购资金（4.35亿元）直接来源于高鸿股份2020年欺诈发行募资，形成“用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融资赃款掏空上市公司”的闭环 。

2. 长期纵容财务造假

鲁国庆任职期间（2021-2025年），高鸿股份连续九年（2015-2023年）虚增营收198亿元、欺诈发行融资12.5亿元。中信科集团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金超8.92亿元用于虚假贸易，证监会明确认定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

3. 系统性规避法律责任

鲁国庆主导中信科集团通过购买管理责任险、宣称“无实际控制人”、推动退市出清等策略降低违法成本，导致5万余户中小投资者面临不足10%的债务清偿率 。

此前有观点认为前董事长童国华（任期2018年6月-2021年2月）参与了高鸿智联收购的前期布局 ，但其任职期间（2018-2021年）未实际完成资产剥离。鲁国庆作为2021年后的集团一把手，直接推动了资产转移的最终实施，并通过拆分交易规模、虚构贸易闭环等手段规避《公司法》《证券法》的强制性规定 。

二、鲁国庆目前的就职单位、地址及职位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25年6月发布的人事任免信息 ，鲁国庆于2025年3月从中信科集团退休后，现任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同时担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其任职单位的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如下：

 1. 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号

-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 职位：外部董事（非执行职务，主要参与战略决策咨询）

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

-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

- 职位：外部董事（2025年6月起任职）

鲁国庆的上述外部董事职务属于央企治理结构中的监督制衡角色，不直接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其退休后的履职情况受国资委监管，若后续司法程序认定其在高鸿股份案中的责任，可能面临市场禁入或刑事追责 。

三、法律追责与投资者索赔进展

1. 行政责任

证监会已对高鸿股份处以1.35亿元罚款，对10名责任人处以75万至750万元罚款，并拟实施市场禁入措施。尽管未直接点名鲁国庆，但明确认定控股股东“未履行监督义务”，为民事索赔提供关键依据 。

2. 民事赔偿

投资者已发起超31亿元索赔诉讼，中信科集团被列为主要被告。根据《证券法》第85条，控股股东需对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若法院认定鲁国庆主导资产转移，其个人可能需承担赔偿责任 。

3. 刑事风险

证监会已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鲁国庆可能面临“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指控（最高刑期7年）。参考康美药业案，若罪名成立，其资产可能被追缴用于赔偿投资者 。

四、中信科集团的责任与整改

作为控股股东，中信科集团因滥用控制权被证监会责令整改，包括：

 - 返还高鸿智联股权：根据《民法典》第539条及司法判例，法院可能判决撤销低价收购交易，要求中信科集团返还资产 。

- 承担连带赔偿：若高鸿股份退市进入破产程序，中信科集团需以其资产优先清偿投资者债务 。

- 完善治理结构：国资委已要求中信科集团加强董事会独立性，禁止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 。

五、地址与联系方式

1. 中信科集团总部

-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6号（烽火科技园）

-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5号院1号楼（中信科移动北京总部）

- 联系电话：027-87691459（武汉）、010-58832000（北京）

2. 投资者索赔渠道

-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可申请特别代表人诉讼（集体诉讼）

- 代理律师：多家律所已组建索赔团队，接受投资者委托（如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鲁国庆作为中信科集团前董事长，是*ST高鸿股份核心资产掏空案的直接决策者，其行为已触发行政、民事、刑事多重追责。尽管其目前担任央企外部董事，但司法程序若认定其责任，可能面临法律严惩。

投资者可通过集体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维护权益，而中信科集团需通过资产返还、赔偿等措施承担控股股东责任。这一案例凸显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中“穿透式监管”和“连带赔偿机制”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