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学者发表于《外交事务》的文章提出，美国的前沿部署应该从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撤至第二岛链。这个战略设想富有启发性，在中国战略学界引发广泛反响，为审视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方向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国战略界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安全诉求与全球力量布局的既有战略框架，已难以适配当下正在重塑的世界格局，因此需要做出调整。这一战略调整势必在美国内部引发激烈争议，而且落地尚需漫长周期，大概需要十年左右。

　　在我看来，美方学者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相关转型无法一蹴而就。战略设计和战略调整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而这段过渡期内的风险不容忽视。叠加本次中期选举后美国国内力量格局变化，以及特朗普政治影响力下降，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能够维持到何种程度、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同样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此，我提出几点关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思考：应当如何理解中美战略稳定？这是实质性的结构性稳定，还是蕴含着不确定性的动态稳定？

　　首先，美国国内存在着显著分歧。即使两国元首已经达成共识，但共识传导至行政官僚体系的执行层面仍会出现偏差；若民主党重新上台，相关政策变动可能更大。

　　其次，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高科技竞争、军事力量对比失衡、价值理念差异、全球治理路径分歧、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博弈等等，这些问题依然客观存在。核心命题在于：在上述矛盾持续存在的前提下，如何维系战略稳定。

　　其三，第三方的不稳定变量同样突出。欧盟、北约等美国盟友的立场是重要变量。尤其以日本为代表的美国的亚洲盟国，其是否乐见中美保持战略稳定？倘若美国真的推进战略部署调整，日本将如何应对？这些都是潜在风险点。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我们仍应尽力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下面几点建议可供美方参考：

　　其一，战略稳定符合双方共同的根本利益，维护建设性战略稳定是两国核心利益之所需，破坏稳定将损害双方各自的核心利益。

　　其二，稳定有赖于两个层级的持续沟通。一是元首层面对话，今年仍有两次会晤安排，即便未来进入“后特朗普时代”，高层对话通道也应当持续保持。二是功能性工作层对话，尤其在军事、高技术、太空、人工智能等敏感领域，突发事件通报机制等务实沟通渠道，无论美国哪个政党执政，都应当坚持维系。

　　其三，经贸仍是中美关系的基石，不能弱化双边经济纽带，中美需要共同努力维持广泛、深度的相互依存。未来数年，美元主导地位的相关议题可能成为新的摩擦点，值得双方重视。

　　其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中方不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美方也不应干预中方核心利益，其中包括台湾问题。美方学者对台湾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考，颇有价值。

　　其五，中美可在第三方地区开展合作，例如波斯湾、乌克兰、非洲等区域，共同助力当地局势稳定。

　　总之，中美维系战略稳定的有利条件并不少，关键在于两国决策者与战略界，都要有保持战略稳定的主观意愿。为此，中美两国战略学界有责任重启并保持密切、深入的对话和沟通。

　　（作者为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