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朝凤在活动中发言表示，从经济学逻辑审视，ESG已逐渐成长为塑造企业长期韧性与价值的核心工具。

　　“当我们提及ESG时，讨论的中心话题是责任、情怀或者形象，但是经济学要讨论的是可持续的激励结构，以及从少数企业的善举变成多数企业的理性选择的市场条件与制度环境。”吕朝凤表示，“在A股ESG强制披露首个执行年度的时间节点上，讨论的重点渐渐从ESG是否重要，拓展到挖掘ESG运行背后的经济机制，厘清其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定位。”

　　吕朝凤总结说，已有研究显示，ESG正逐渐成长为中国经济在周期转换、消费升级和制度型开放三个维度上同时需要的一种制度基础设施。

　　“具体而言，从经济增长与周期看，ESG是重塑企业激励结构的制度基础设施，而非利润表上的额外成本。”吕朝凤介绍，MSCI以全球4300余家发行人为样本，研究发现ESG评级事件会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能够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增强信息对称性提升企业价值。

　　“这意味着ESG的信息披露和治理改进，本质上是在降低资本市场的逆向选择与代理成本。”吕朝凤表示，制度披露的意义不在于“多写一份报告”，而是把原本不可观测的环境外部性和治理质量转化为可定价、可比较的信息。当融资成本因此下降，ESG就不再是利润的扣减项，反而会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一条制度通道。周期下行时最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让资金流向效率更高、风险更可控方向的信号机制，ESG正尝试充当这一机制。

　　从宏观消费理论看，ESG正在打通生产端可持续发展与消费端绿色升级之间的反馈回路。吕朝凤说，“绿色消费常被当作需求侧政策来讨论，但它对ESG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根据已有研究，当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关注绿色属性时，企业的环境投入就不再只是成本，而是带来收入侧的回报。如果只在报告和评级中循环，不进入产品、进入消费场景，ESG的经济基础就是脆弱的，可持续消费恰恰是其适用的落地机制之一。

　　从开放经济学看，ESG逐渐从加分项变为准入规则，中国企业的任务正在从规则遵守转向规则共建。吕朝凤表示，“过去产品出海更多靠价格和交付能力竞争，如今ESG要求渐渐从政策文件进入采购合同，伴随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供应链碳管理能力正逐渐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硬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