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8年，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再度访华。

　　10月27日凌晨，他抵达安徽，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将考察大众汽车合肥研发中心，并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在中德、中欧贸易摩擦增多，政治经济关系更趋微妙之际，施泰因迈尔此访至少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分歧归分歧，德国仍要与中国保持对话与合作。

“老朋友”再来访

　　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访华时表示，希望维护并深化中德外交和经济关系，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政府磋商。

　　时隔8个多月，总统施泰因迈尔也来了。中国外交部对他的称呼颇为亲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施泰因迈尔现年70岁，曾两度出任德国外长，也曾担任联邦副总理，对华交往经验丰富。不过，德国总统并不直接掌握外交和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主要承担国家代表和礼仪性职能。

　　“德国总统虽无行政实权，但在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国家发展方向方面仍有重要影响力。”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指出，施泰因迈尔熟悉中国事务，曾以外长、总统身份多次访华，是德国政坛主张理性、务实处理对华关系的代表人物。

　　在当前中德、中欧面临诸多分歧，尤其是贸易摩擦增多的背景下，郑春荣认为，施泰因迈尔此访将从高层互动层面释放信号：德国高度重视中德关系稳定发展，希望继续同中国保持良好合作。

　　至于“老朋友”的称呼，郑春荣认为，这既是肯定，也是期许：中方既肯定施泰因迈尔过去为中德关系发展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期待他继续发挥务实、理性的引导作用。

　　今年是中德建交54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中德关系稳定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也为中欧关系注入积极动力。

京皖两站看什么

　　据德国总统府消息，施泰因迈尔此访行程丰富。

　　在安徽，他将参观李鸿章故居、骆岗公园，访问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在合肥的研发中心，并探访古村落和名山。

　　结束安徽行程后，施泰因迈尔将前往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郑春荣认为，施泰因迈尔此访兼顾高层会晤、企业考察和人文交流，体现了中德关系的全方位性。

　　在这些安排中，大众合肥研发中心尤其引人关注。

　　一方面，尽管中欧贸易摩擦增多，德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声音上升，但德企仍在深耕中国市场。

　　“施泰因迈尔走进德国在华企业，既是了解其经营状况和发展机遇，也是对德企继续开拓中国市场的支持和肯定。”郑春荣说。

　　另一方面，中德产业合作的方式正在改变。

　　过去，德国车企凭借品牌和技术优势，在中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如今，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竞争，大众开始更多利用中国的研发和供应链优势，缩短新车开发周期、降本增效。

　　郑春荣指出，这反映出中德产业合作正从过去“德方出技术、中方出市场”的模式，走向深度互嵌。

　　具体来说，一些大型德企既要应对欧洲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也希望提升全球竞争力，因此更加重视在华研发与产业链布局，把“在中国、为中国”的本地化发展模式，拓展到“在中国、服务全球”。

　　用郑春荣的话说，德国企业需要与中国企业一起“健身”、一起成长。

　　除了企业考察，此访的随行人员也值得关注。

　　施泰因迈尔没有携带常规商务代表团，但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莱宾格、德国批发外贸服务业联合会主席扬杜拉，以及欧洲议会副议长巴利等人同行。

　　“这表明德国和欧洲内部仍有主张务实对华合作的力量，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了解中国，加强对华沟通。”郑春荣说。

　　德国观察人士指出，德方还希望借此访讨论中德经贸关系中的分歧、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如何避免贸易冲突。毕竟，对双方而言，合作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对抗。

总统总理兵分两路

　　施泰因迈尔访华之际，德国总理默茨已带着约30名德企高管抵达新加坡。

　　27日，默茨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会谈，双方同意扩大工业人工智能合作。28日，他将访问日本，会见首相高市早苗并出席德日商业峰会。29日转往韩国，会见总统李在明；30日出席在首尔举行的德国经济亚太会议，并访问朝韩非军事区。

　　默茨此行对三个国家各有所求。

　　新加坡是东南亚重要的商业和金融枢纽，约2400家德企在当地开展业务；日本在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和关键原材料供应方面与德国有合作空间；韩国则在半导体、电池和人工智能领域具有优势，也是德国希望加强防务合作的伙伴。

　　德国政府表示，此行旨在深化与亚洲伙伴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默茨直言，三国对德国减少关键领域的单方面依赖十分重要。

　　总统访华，总理走访其他亚洲国家，德国国内有人质疑，两场访问是否释放了矛盾信号？

　　郑春荣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德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既希望维持对华务实合作，又推进“去风险”，寻求更多供应链伙伴。

　　相比上届德国政府，默茨政府对华政策的复杂性似乎更加明显。

　　“朔尔茨时期，分歧更多来自执政联盟内部不同政党；如今，总理和外长同属一个政党，矛盾内嵌在政府的政策逻辑里：一方面‘战略性去风险’持续加码，另一方面又因经济承压，扩大对华合作、获取实际收益的需求更强。”郑春荣说。

　　郑春荣认为，德国或许能在个别领域找到替代来源，但在中国具有明显市场或技术优势的一些关键领域，短期内难以实现替代。甚至可能出现与政策预期相反的结果：德企在市场选择下，反而与中国绑定得更深。

　　展望未来，郑春荣认为，中德、中欧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局面仍将持续。但只要双方立足合作共赢、保持开放态度，在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空间值得期待。考虑到德国传统上在欧盟的经济体量与政治影响力，中德关系若正向发展，对中欧关系稳定也会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言，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也承载着欧洲和世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