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能把自己仅仅定位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贸易中心。”10月23日，在参加2026第十三届上海供应链发展大会期间，国际供应链与运营管理学会副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项目专家文健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上海港连续16年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保持着领先纪录，但这只是第一层。上海要成为真正的全球供应链组织中枢，必须完成从“物流枢纽”到“要素枢纽”再到“规则枢纽”的三级跳。

　　供应链重构

　　当前，全球供应链的组织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来比拼成本最低、服务最好、速度最快、效率优先，今天既要拼效率，还要拼安全。”文健君表示。

　　在他看来，推动这一变化的是三股力量：首先是地缘政治，安全优先取代成本优先；第二是关税增加推高供应链成本，迫使商业模式调整，企业出海需承担更多关税成本；最后是AI技术快速发展正逐步改写传统竞争方式，“这不是效率差距，是竞争代际的差距”，也是唯一一项不靠规模取胜的能力。

　　文健君指出，这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全球供应链网络的重新布局。比亚迪、吉利、上汽、奇瑞等中国企业选择在欧洲加大投资和布局，以适应新的贸易条件。区域化、短链化、圈群化，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新特征。

　　但他同时强调，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并没有下滑，进口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在10%左右，近五年累计进口规模超过90万亿元，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在14%以上，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位置。

　　“在出口结构方面，细看会发现，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占比已超过一半，并且还在上升。”文健君表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作用不是退场，而是在升级，地位在进一步强化。”

　　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5506.25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港口首位。今年7月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中，上海首次超越伦敦，升至全球第二。

　　但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上海的角色需要被重新定义。文健君提醒，在打造国际物流枢纽方面，上海已经做到了，接下来要做的是要素枢纽，包括离岸贸易、国际分拨、资金结算、数据流动等。

　　落到数据上，“十四五”期间上海离岸贸易累计规模3835亿美元；2025年，仅浦东新区离岸贸易规模就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34.71亿美元，占全市95.14%；而根据《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一数字“十五五”期间累计要达到5000亿美元以上。

　　在文健君看来，上海要做的不再只是让货物“从这里过”，而是让订单、数据、资金“在上海被组织”。比如，一家跨国公司把东南亚采购的棕榈油卖给非洲客户，货物不进中国，但指挥流向、完成结算的“大脑”落在上海。这正是要素枢纽的缩影。

　　文健君把上海的目标拆解为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是“全球供应链的货物吞吐中转集疏运中心”，第二层是成为“要素枢纽”，第三层是决定上海最终高度的“规则枢纽”。“上海要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组织中枢，除了是货物中枢、要素中枢，将来应该成为规则中心。”文健君表示。

　　打造“软枢纽”

　　《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集聚区。去年9月揭牌以来，集聚区累计吸引博世、晶科能源、联合利华、美的、安踏等生产型供应链龙头，以及震坤行、圆通等服务型平台，市级认定总部达325家。

　　文健君认为，虹桥是上海打造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的关键落子，与浦东在口岸、仓储、分拨上的规模优势相比，虹桥的增量空间在制度供给与服务生态，比拼“软枢纽”，比如供应链组织能力、供应链服务能力、数据要素的服务能力、供应链规则制定能力。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是长三角供应链服务的核心枢纽，也是全球物流企业布局中国、链接亚太的核心战略节点，具有进行制度创新的天然地理优势，比如推动跨区域供应链服务一体化，加深江浙沪各类要素通关互认。

　　文健君表示，各地都在发展会展经济，虹桥要成为总部经济集聚区，锁定链主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以订单流、数据流、资金流为核心考核指标。

　　他认为，下一步，虹桥应该定向补强供应链服务集群，引进国际仲裁、认证、航运评级、数字化服务、航运金融、航运保险、船东互保与绿色航运风险治理等各类要素，“只要货主有问题，就能帮助解决”。

　　“总之，虹桥应该依靠独特地理优势，发展成供应链的规则中枢。不要只建一片楼，而是需要一张网，一张具备总部经济管理能力的网。”文健君说。

　　这张网络能否有效运转，最终取决于人。在文健君看来，当前竞争主体已从单个企业变成整个供应链生态圈，“格局不由我们选择，但站位由我们决定”，建设供应链领导力尤为关键。

　　他将供应链领导力归纳为“4P1R”框架：Purpose（战略引领）、Process（端到端数智协同）、Partner（生态治理）、People（组织赋能），加一道Resilience（韧性应变）作支撑。“韧性不是不发生冲击，是冲击之后还能交付。”

　　落到企业层面，文健君的判断同样清晰。他认为，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企业的出海路径应该从原来的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升级到供应链全球化、产能本地化，最终完成生态共创。

　　他建议，企业出海首先要做到合规前置，提前做碳管理、数据合规、关税合规和贸易管制等业务流程，而不是事后补救；其次是尽量走轻资产路径，尽量运用外部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海外园区等服务联盟，“因为单个企业去做重资产的基础设施扩充，代价非常大”。

　　“最重要是构建金融流。”文健君表示，国内企业今天在全球有强大的贸易主导权，却没有货币主导权，尽管产业实力强大，金融工具却相对不足。“企业在做国际化的时候，一定要增强跨境金融的服务能力，这是最需要补的一块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