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就业越来越灵活化、新形态化，非单位就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就必须探索新的形式，让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与新的就业形态一致。”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在2026外滩年会上表示。

　　他同时建议，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应对未来的人工智能冲击，应该纳入“投资于人”的整体战略之中。

　　“我们面临的潜在就业冲击和历史上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历史上的就业冲击是别人的历史，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他表示。

　　蔡昉结合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发生的“恩格斯停顿”等历史情况进一步表示，历史上新技术出现时，就业破坏和就业创造是有时间差距的。“但在历史书里，在数据上，我们可能把它忽略了，（只看到）新技术终究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他认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AI就业冲击尚未反映在宏观数据上，但一些招聘数据和微观环节已现端倪。当下，AI影响正处于一个短暂的安静期，这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提前准备应对之策的机会。

　　结合AI对生产率的影响，蔡昉提到了三个层次的观察。首先是生产率提升的不均衡性——像过去任何技术进步一样，人工智能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生产率是确定的，但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产业、部门、企业、时间，以及不同工序、劳动任务链条之间是不均衡的。

　　“当你在链条的一个环节上为了节省开支减少劳动投入的时候，就业替代就开始了。但是，生产率会受到整体均衡的制约，不一定马上提高，这就会出现生产率和就业冲击的不一致性等现象。这是我们需要应对的事情。”他说。

　　其次，他援引相关研究称，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会遵循一个J字形变化规律。考虑到生产率尚未得到提高时劳动替代可能已经发生，必须提前做好应对就业问题的准备。

　　“在特别糟糕的情况下，也许在生产率J字形左侧‘短腿’的阶段就会出现就业破坏、收入增长变慢、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循环受到损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被阻碍了。”蔡昉说。

　　最后，他强调，技术本身无法解决人工智能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特别是就业影响，必须利用政府干预、金融参与等协调解决人工智能向善的问题。

　　“至少对新兴市场来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政府政策的介入、制度的建设。”他从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政策应该着眼于促进人工智能平权。这是确保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避免所谓索洛悖论的关键。

　　其中，当务之急是解决“一老一小”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任何时代新技术出现都会造成鸿沟，都会造成所谓的K字形分化。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鸿沟。”他结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特点表示，结构性就业矛盾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一老一小”，在AI面前，青年劳动者过去具备的入门级技能被贬值，大龄劳动者以前没有面临的科技鸿沟则可能加大。

　　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影响变化及覆盖面扩大等，就业支持政策应该不断升级。

　　第二，聚焦人工智能对齐问题，政策应该引导好人工智能，从社会、宏观经济及产业等维度全面要求人工智能对齐。

　　“我们现在看到的、谈论的人工智能主要是一些基础模型。未来，实际上真正起作用、对我们生活产生影响的，是这些模型的实际应用，这对劳动者的影响很可能是最大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充分坚持引导、激励和规制。”蔡昉说，从就业角度来说，要让AI成为劳动者能力的增强器，而不是劳动者岗位的破坏者。

　　第三，产业政策应该着眼于超前培育那些需求弹性大，但目前看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比如服务业。

　　蔡昉说：“我们整体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为了让那些需求弹性大的行业有生存的余地，为此就要让产业的发展、岗位的创造，以及人员的就业、收入与个体的劳动生产率适度脱钩。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也是今天防止就业冲击的缓冲器。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新的需求、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岗位，这都来自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政策应从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入手。其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如何与新的就业形态相衔接。

　　“因为过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和就业单位紧密衔接的。当未来就业越来越灵活化、新形态化，非单位就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就必须探索新的形式，让这些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与新的就业形态衔接好。所以，这里有很多紧迫的制度建设目标。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应该更加普惠化。”他建议，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识别就业冲击是个人问题还是宏观问题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最大程度做到覆盖全体劳动者。总之，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应对未来的人工智能冲击，应该纳入“投资于人”的整体战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