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当前全球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但在人工智能（AI）技术变革中，就业冲击始终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何应对尚不明晰的未来？在2026外滩年会期间，“未雨绸缪”是专家们能给出的观点公约数，而在具体应对举措上，壮大服务业、调整税收制度安排等，都是讨论中的政策工具。

　　“现在人人都在讲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迄今为止宏观数据上还看不到人工智能造成了就业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指出。不过，在微观环节，招聘数据显示，编程岗位需招新人数量有所减少、部分雇主也开始观望——既不裁人也不招人……因此，当前的就业情况更像是“短暂的安静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代理主任马克·皮尔逊从调查数据佐证“就业末日还很远”：针对14个国家8000家雇主的调查显示，在已经采用人工智能的雇主中，只有11%削减了就业，在削减岗位的雇主中，仅9%因人工智能而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所有采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里，大约只有1%到2%说自己因为人工智能而减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也指出，AI对就业的影响是存在的，主要集中在部分知识性、重复性、确定性办公岗位上，但目前问题并不算严重。

　　“J”型曲线是斯坦福大学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等学者提出的，主要描述的是AI对生产力的影响：在初期，企业为适应新技术而投入巨大成本，甚至可能导致生产率暂时下降，只有在跨越某个“临界点”后，生产率才会开始加速增长。

　　蔡昉借用这一研究说明“未雨绸缪”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看到的、发生的，根本不是明天的东西；今天去计算哪些岗位、哪些工作有很高的暴露度，也都只是今天而已，我们没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做好政策准备，在制度层面搭建应对平台显然更加重要。”蔡昉强调。

　　他认为，政策干预应着眼于共同目标、共同手段，对此，他提到了四个方面：促进人工智能平权、引导好人工智能、超前培育部分行业、着力解决当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以此应对未来AI造成的就业冲击。

　　其中，可以“超前培育”的行业是那些需求弹性大、但目前劳动生产率看起来较低的，比如服务业。蔡昉认为，让产业发展、岗位创造，以及人的就业、收入，与个体的劳动生产率适度脱钩，将是未来的方向，也是回答“人类去往何处”的问题；同时，这也是防止就业冲击的缓冲器、防火墙。

　　“新的需求、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岗位，都来自于人的全面发展。”蔡昉称。

　　对于这一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都阳进一步解释指出，这就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鲍莫尔效应也许不再是“鲍莫尔病”，而是人们分享人工智能生产率成果的一种方式。

　　“从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来讲，是积极的。”江小涓强调，政府部门鼓励AI创造新的岗位，这在部分领域已有明显表现。

　　她举例指出：影视制作行业就业人数从原来的130万人减到70万人，因为很多环节可以用AI来做；但与此同时，新行业出现并蓬勃发展——短剧行业吸纳了100万以上的新就业人数。因此，这个行业的总就业其实是增加的，而且是平权式增加：它没有把就业和收入都给到头部影视公司，而是让很多年轻人可以参与制作大概只有1万人、几千人看的短剧，也能有收入。

　　她建议，国家整体的税收制度安排，应该更偏向那些能够多用人的企业。因为在AI时代，用设备替代人是会自动发生的，而政府应该在税收制度上更多鼓励企业用人，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我们现有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多投资，但主要是鼓励设备投资——增值税退税就是鼓励多买设备，这对鼓励生产是有效的；但对于多雇佣人的企业，没有特别的制度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