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又是一年秋蚕季。

　　清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清平乡大场村。村支书麻福保正在自家的蚕棚里忙碌着。蚕架上，新一批蚕正在吃桑叶，他伸手摸了摸桑叶的湿度，又抬头看了看温度计。

　　在陇川，每年3月中旬开始养蚕，到11月中旬养蚕结束，全年可养蚕16批次。麻福保正为这一批蚕的收尾做着准备。这位“80后”傈僳族村支书，养蚕至今近十年。

　　一床三四斤重的蚕丝被，需耗费数千粒蚕茧。蚕茧品质的优劣，在养蚕环节便已基本决定。云南的蚕种繁育产能居全国首位，5A级以上高端生丝占比超过七成。陇川，正是这个全国高端生丝版图上的核心基地之一。产自陇川的生丝、面料和蚕丝被等产品，一部分出口至欧洲、日本等地，一部分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可在十年前，陇川县蚕桑产业曾经历三次失败，桑园分散，始终没有形成气候。2015年，陇川县第四次发展蚕桑产业，依然面临产业“小散弱”等问题。转机发生在2017年，上海市青浦区与陇川县正式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也是在这一年，麻福保把自家仅有的8亩土地全部翻种了桑树，开始养蚕。

　　从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算起，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协作就此启程。30年过去，沪滇协作从进村入户的温饱攻坚起步，一步步走向今天以产业为纽带的深度协同。

　　变化，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悄然发生。

失败的土地

　　养蚕前，麻福保以种植香茅草和甘蔗为家庭主要收入。

　　大场村是清平乡海拔较高的行政村，也是陇川县主要的傈僳族聚居村。村子坐落在高寒山区，山高坡陡，加上交通闭塞，土壤酸性较强。在这样的条件下，能种植的经济作物有限，长势不好，土地效益低下。

　　香茅草和甘蔗是当地传统的种植作物，种植技术要求低，香茅草消耗地力，种过几年土壤就十分贫瘠，之后几乎种不了别的作物；甘蔗需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长此以往，土壤酸化加剧。两者对当地生态都有一定破坏，收入却十分微薄。“种香茅草，一年亩产收入仅500元到600元。”麻福保坦言。

　　麻福保想要“转行”，可种什么呢？

　　这是村民们的生计问题，也是陇川县产业发展的困境。

　　陇川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四季温差小，为桑树全年生长以及蚕的多批次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早在1995年，陇川县就在县农业局内成立了蚕桑办，开始发展蚕桑产业。两年后，全县种植桑树面积达600亩。但由于种养技术不成熟，于1997年以失败告终。

　　2004年，陇川再次尝试，有企业主动为农户无偿提供桑苗，桑树种植面积一度发展到全县2000亩。由于企业技术服务不到位，蚕病大爆发，再次失败。2007年，当地政府引进企业，在此后的3年里，全县桑树种植面积发展到4180亩。然而，由于蚕茧市场下滑，公司收购打白条，蚕农信心深受打击，桑园面积逐年萎缩。

　　2015年，随着另一家龙头企业落子，陇川第四次向蚕桑产业“进军”。

　　陇川县蚕桑办主任杨俊是云南曲靖人，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现并入西南大学）蚕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云南，从事蚕桑技术推广工作至今三十年。

　　谈及陇川蚕桑产业的起落，他深有感触。传统养蚕模式依赖农户自行养殖小蚕，门槛高、周期长、风险大，虽然本地自然条件优渥，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最终导致产业“小、散、弱”，农户参与度低、收益也普遍不高。

杨俊和麻福保正在交流。曹若涵摄

　　这一次，陇川先以勐约乡作为首个试点，实行“政府+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即企业将蚕苗在小蚕共育基地内养至三龄，再赊销给农户，等蚕茧收购时再回收蚕苗款，并实行蚕茧最低保护价收购，农户前期不用投入资金，也规避了小蚕不易养活的风险。政府与企业均派出技术员进驻村里，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得知这一消息后，麻福保前往勐约乡考察。勐约乡的自然条件和清平乡接近，坡地甚至更陡，桑树也能种活。麻福保因此下定决心，改行种桑养蚕。

　　他将自家八亩地一次性种植了桑树。此前，地里种的是甘蔗，甘蔗需要打农药，残留农药被桑树吸收后进入桑叶，蚕吃了频频中毒。养蚕失败，甘蔗也不种了，麻福保的收入一度中断。最难的时候，他将家里的牛变卖维持生活。妻子劝他放弃养蚕。可麻福保还是看好政府对蚕桑产业的扶持力度，依旧坚持。

　　同村的栋正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导致第一年养蚕收入仅2000多元。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他将生石灰撒到地里改良土壤，也撒到蚕身上预防蚕病。麻福保则找到一块从未使用过地下农药的土地，两块地搭配着种，桑叶轮换着喂蚕。清平乡也大力推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为后续蚕桑产业发展做好准备。

如今清平乡大场村的桑树地。 唐子茜摄

　　蚕桑产业从勐约乡再次起步，逐步向王子树乡、清平乡、城子镇等乡镇推开。到2017年，全县9个乡镇均已纳入桑园建设任务分配，蚕桑产业在陇川全面铺开。

　　再一次朝失败的土地进军，背后是陇川培育产业、农户改变命运的决心。

驶入“快车道”

　　就在陇川第四次发展蚕桑产业的攻坚阶段，2017年，上海市青浦区与陇川县正式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摆在上海援滇干部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以“两不愁三保障”为核心的脱贫攻坚。厕所改造、环境改善，这些陇川最紧迫的民生短板，也是援滇干部最先着手的方向。但他们清楚，配合当地找到一条能够持续“造血”的产业路径，更加重要。

　　2019年4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陇川县退出贫困县序列。上海援滇干部开始将更多目光投向蚕桑产业。当时虽然蚕桑产业已有初步发展，但也面临资金支持不足、基础设施滞后、散户养殖不成规模等困境。

　　面对这些短板，上海援滇干部反复提及一个判断：帮扶不能盲目铺开，必须紧密结合当地实际，精准施策，把资金投到最关键的环节上。

　　这种精准，贯穿了陇川蚕桑产业十年发展的每一步。

　　项目资金方面，重点投向蚕桑示范基地、配套产业道路和灌溉用水、蚕棚等基础设施，这也是发展蚕桑产业最为急迫，但也是投资体量最大，当地最难解决的环节。建成的蚕桑基础设施产权移交给所在村集体，通过租赁等形式向种植户收取租赁费，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一部分。项目实施方面，把重心放在地势平缓、灌溉便利的坝区。蚕桑产业更依赖山区的坡地资源，坡地通风好、农药残留低，桑叶品质更优；坝区低洼冷浸田土壤黏重，桑树易发根腐病，产量偏低。早期项目放在坝区，经济效益有限。最近几年，项目逐渐向山区坡地倾斜。

　　近十年来，上海对陇川蚕桑产业的帮扶从未中断，资金投入逐年递增。自2017年沪滇协作以来，陇川全县沪滇帮扶总资金3.3亿元，其中蚕桑产业占1.6亿元，占比近五成。截至2025年底，全县桑园面积达3.14万亩，1694户蚕农户均养蚕收入3.53万元，养蚕收入超10万元的农户达107户。

由沪滇协作资金打造的户撒乡隆光村蚕桑示范基地。唐子茜摄

户撒乡隆光村小蚕共育基地。唐子茜摄

　　不仅仅在陇川。上海与云南当地政府和企业携手，在条件适宜的文山、普洱、临沧、楚雄、大理、德宏、保山7个州市布局发力蚕桑产业。

　　上海援滇干部将东西部协作推动蚕桑产业发展的特点总结为“聚焦”和“持续”。“认准一个方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如今通过持续帮扶，蚕桑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重要支撑。

　　这样的投入力度和持续时间，在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诸多产业中并不多见。2025年，以“蚕桑产业联农带农”为核心的上海帮扶陇川产业减贫案例，获评第六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

被改变的生活

　　2022年，麻福保和妻子蚕苗试养终于获得成功，随后的几批蚕苗养殖一次比一次顺利，每次的蚕茧质量都是中上级别。

　　自己过了技术关，可作为村支书的他想得更远。刚起步时，仅有4户村民跟着麻福保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麻福保清楚，单靠几户人成不了气候。大场村漫山遍野都是甘蔗，桑园分散，打药施肥互相影响，连片管理无从谈起。他和村干部们反复商量，决定动员全村发展蚕桑。

　　村民们最大的顾虑是农药。甘蔗要打药，桑叶沾了药，蚕吃了就中毒。麻福保两头做工作：逐一向难动员的农户做工作，同时挨家挨户劝甘蔗种植户不要放高毒性农药。

　　2023年，沪滇协作落地大场村蚕桑发展建设项目，投入980万元，将村里610亩分散土地整合为集中连片桑园，同步建设产业道路、灌溉设施和照明用电。此前，全村桑园不过200多亩，年收入40多万元。项目落地当年，74户种桑养蚕，产值突破百万元。

大场村蚕桑户的沟通群，麻福保时常在群里解答疑惑、分享经验。曹若涵摄

　　得知沪滇协作项目落地，栋正发的堂弟栋正得也加入到养蚕的队伍中。过去，他主要以种甘蔗和稻谷为生。稻谷收成仅够维持半年口粮，一亩甘蔗每年净收入仅1000元。

　　哥哥养蚕第一年收入约2000元，第二年上涨到近一万元，如今年收入约十五万元。弟弟看在眼里，却迟迟没动。种甘蔗，无需打理，而养蚕费工费时，他怕麻烦，也怕养不好。即便两者效益差距如此之大，可要改变“轻松省力”的种植习惯，没那么容易。

　　沪滇协作项目的落地，让他下定决心将家里13亩地全都翻种了桑树。栋正发的信心也更足了，又扩种了6亩桑树。此前，桑苗全靠自己培育，嫁接苗一亩需投入1000多元。如今，桑苗由沪滇项目统一提供，200多平方米的蚕棚也由项目资金修建。栋正发算过一笔账，如果自己修的话，需要三万多元。“这是给到农户实实在在的好处。”

栋正发指向自家梯田桑园与蚕棚。唐子茜摄

　　兄弟俩合作养蚕，一人拿第一批小蚕，另一人拿第二批，在谁家棚里养就归谁收益，日子也越发红火。栋正发此前盖房的贷款，靠养蚕收益还清了，也买私家车，“以前连摩托车都不敢想。”

　　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留住了人，也留住了家。兄弟俩是村里最年轻的傈僳族青年，其他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他们因为蚕桑得以留在家乡，照顾父母妻儿。

　　当地老百姓对大场村的变化感触颇深。过去产业基础薄弱，农户增收渠道有限，如今家家户户种桑养蚕，为了管好桑园和蚕房，不少农户把家安在了山上。更让他感慨的是，农户从“不敢种”变成“我要种”，从“等靠要”变成主动学技术、管桑园。“改变的不只是收入，还有整个村子的精气神。”

双向奔赴

　　在杨俊看来，上海援滇干部对蚕桑产业的“天然亲近感”，根植于他们成长和工作的长三角产业环境。江浙一带曾是中国蚕桑产业的核心区，1995年时东部地区蚕茧产量占全国半壁江山，上海本地及周边的干部对这一产业的运作逻辑、市场规律和技术要点并不陌生。这种认知储备，为他们日后在云南判断产业机遇提供了基础。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上海援滇干部对国家产业转移战略的敏锐捕捉。2006年，商务部启动“东桑西移”工程，推动茧丝绸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上海虽非蚕桑产区，但作为对口帮扶云南的东部城市，援滇干部从这一国家战略中看到了将东部产业经验与西部资源禀赋对接的可能。这种对接在云南多地落地。2017年底，上海市闵行区与保山市隆阳区启动东西部扶贫协作，抓住“东桑西移”机遇，三年间新植桑园近2万亩。

户撒乡养蚕大户赵阿早的蚕棚和方格簇，均为2022年沪滇协作资金支持建设。曹若涵摄

　　在沪滇协作与当地政府的共同推动下，陇川的蚕桑产业不再止于桑园和蚕棚，纺织加工环节的集聚效应正在显现。

　　2021年，凯喜雅丝纺园正在陇川章凤工业园区加紧建设。这家来自浙江的丝绸企业，2018年在陇川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2019年启动工业园项目，总投资7亿元，涵盖织造、针织服装、练印染等环节。

　　此后几年，越来越多东部纺织企业循着这条产业链来到陇川。2024年，来自青浦区的上海中昊针织有限公司在陇川注册成立云南凤栖纺织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建设印染厂。凤栖印染项目落地后，陇川县与中昊针织再度签约，共建凤栖袜业内衣产业园，协议总投资额不低于3亿元。

　　2025年，商务部等7部门部署“东绸西固”，推动印染等深加工环节向中西部梯次转移，明确鼓励云南等地承接东部印染和纺织服装产业、培育茧丝绸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德宏被定位为“东绸西固”先行区，陇川则被支持打造全省茧丝绸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县。

陇川县丝绸大纺织全产业链版图。朱雅文摄

　　从1996年党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至今，沪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30年间，这项跨越2000多公里的协作，经历了从探索起步到完善发展、从精准聚焦到全域攻坚的完整历程。

　　蚕桑产业只是其中的一个注脚。30年里，沪滇协作的印记在产业合作、民生改善、人才交流、消费协作、劳务输出等多个领域多点开花。两地探索“上海企业+云南资源”“上海研发+云南制造”“上海市场+云南产品”“上海总部+云南基地”等协作模式，把东部的市场、技术与西部的资源、禀赋一一对接。截至2026年6月，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余个，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90万余人次，超过210万名群众直接受益。

　　云南省政府驻上海办经济协作处处长黄智丰撰文评价，沪滇协作实现了“从传统支援向战略协作、行政驱动向多方参与、单点发力向系统集成”的历史性跨越，构建起具有引领意义的制度体系，为全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持久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