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打过退堂鼓。”这是采访中于文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当绝大多数量子计算创业公司还在学术论证与商业落地之间摇摆时，这位踌躇满志的创始人却展现出近乎“固执”的乐观。

　　2025年7月，上海矩量光启计算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矩量光启”）在上海徐汇区注册成立。短短一年多，公司团队已扩充至35人，融资规模达数亿元级别，这家专注于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全栈式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产业化的道路上狂飙。

　　“我们希望未来成为像英伟达、英特尔那样的算力企业。”于文龙说。他的底气，来自对技术的精确判断、产业链的全面托举，以及一支从产业界淬炼而来的团队。

　　每一个信号都在告诉我“时机到了”

　　于文龙在超导量子领域的积累超过十五年。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物理学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2018年底，他选择回国，加入阿里巴巴达摩院，后于2021年10月离职，进入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担任系统集成调试工程化平台负责人。

　　他坦言，创业的想法其实早在2021年底离开阿里巴巴达摩院时便已萌芽，“但那时国内一级市场投资环境并不活跃，从技术层面看，自2019年谷歌发布悬铃木芯片后，行业一度陷入平台期，突破性进展并不明朗”。

　　转折点出现在2024年底。谷歌宣布在量子纠错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整个行业从“含噪声中等规模量子计算”全面转向“大规模容错量子计算”路线。硅谷的资本迅速跟进，多家量子创业公司股价大幅上涨。与此同时，英伟达等算力巨头也开始大举布局量子计算基础设施。

　　“从技术、产业到资本市场，每一个信号都在告诉我：时机到了。”2025年初，于文龙辞去姑苏实验室的职务，全职创业。

　　矩量光启——这是一个辨识度极高且耐人寻味的名字。“矩量是‘矩阵量子’的简称。”于文龙解释道。矩阵是量子力学诞生时就依赖的核心数学工具，1925年Werner Heisenberg与Max Born、Ernst Pascual Jordan共同创立了矩阵力学。这是量子物理学的首个数学表述形式，“矩量”二字，是对量子计算科学渊源的致敬。后半部分“光启”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期望公司能像启明星一样快速突破、快速成长；二是向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致敬——公司注册在上海徐汇，正是徐光启的故乡。“前半部分更偏科学，后半部分有人文的期待。”这无疑是一份属于物理博士的浪漫。

　　定位是全栈超导量子计算公司

　　公司的定位是全栈超导量子计算公司，走IDM模式（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集成器件制造商，也叫垂直整合制造模式），从芯片设计、流片、封装，到低温测控、整机集成、量子操作系统，全链条自己做。

　　“量子计算机不会替代现有的CPU和GPU，也不会替代任何一种算力。它只会加入未来整个算力系统，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于文龙指出，“它解决的是现有CPU、GPU不擅长或者干脆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一家算力企业，我们希望成为未来的英伟达、英特尔。”

　　矩量光启的落地路径格外具体：在超导这条主流赛道里，采用硅基衬底，布局硅通孔（TSV）和多层芯片架构，复用成熟半导体产业链的晶圆制造、光刻、刻蚀、沉积工艺，把量子芯片从“实验室手工制造”推进到“可重复、可迭代、可规模化的产线制造”。

　　公开信息显示，公司硅基方案已完成第一代单层、第二代双层芯片研发，第二代已完成流片并实现100+量子比特规模并完成封装、进入测试阶段；第三代多层芯片正在推进。此外，公司已在国内完成8英寸工业级半导体产线的流片，微波测控系统推出原型产品，量子操作系统等核心产品落地。

　　公司目前不自建产线，而是与多地合作伙伴合作，采用设备租赁、计时付费的方式。于文龙解释道，“这样可以减轻前期设备投资压力。设备价格昂贵，我们按计时付费方式租赁，既灵活又方便，对企业早期成长非常有利。”

　　矩量光启给自己定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在2028年到2029年前后做出一个高保真量子比特。“这将是整个行业非常重要的技术突破。一旦实现一个高保真逻辑比特，剩下的就是从1到10、到1000的问题，那才是商业化的真正开端。”他指出。

　　全球超导量子计算领域的标杆企业，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将在2026年公布高保真量子比特的进展。于文龙表示，“如果IBM今年兑现，那将给整个赛道注入更强的信心，也证明我们选择的路线是对的。”

　　规模化的难点是整条链同时过关

　　对于普通人来说，量子、量子计算机这一类概念似乎有些遥不可及，而当记者问到“量子计算到底能干什么”时，于文龙给出了一个相当系统的回答。

　　首先，他向我们澄清了一个误区，即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人人都能用到的，“量子计算机本质上是一台巨大的系统。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手机上打开一个App的问题，而是现在的超算中心、大型算力中心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文龙指出，“消费者可能不会直接面对量子计算机，但他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背后，也许就有量子算力的支撑。”

　　其次他强调，量子计算机的应用面其实比人们想象的宽得多。

　　一是量子体系问题，主要是材料。生物医药材料、先进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乃至发动机的叶片合金、火箭用钢——凡是涉及“算一个分子/晶体到底怎么排布最稳”的地方，量子计算机都有天然优势；

　　二是组合优化，求最优解。仓储管理、供应链、物流路径、金融资产组合，甚至军队在战场上依据实时态势制定最优命令——凡是“是不是最优”的问题，都是运筹学的领地，也是量子计算机被期待最深的领地；

　　三是人工智能。今天所有人谈的人工智能，都是跑在CPU、GPU上的；未来的人工智能，部分环节背后可能会有量子算法的支撑——这也意味着量子算力可以间接地服务到每一个行业。

　　量子计算绕不开的一个词是“规模化”。于文龙表示：“就像数据中心、算力中心一样，一万卡的算力比一千卡强。量子计算机也是如此，规模越大，能力越大，带来的收益越大。”

　　但规模化的难点不是某一个单点，而是整条链同时过关。他把超导量子计算机的构成拆成四段，分别为芯片、制冷机、微波测控以及软件，每一段都要从“实验室能跑”变成“产线能造”。

　　而这每一条链路背后，都离不开整个产业链的支撑，当前国内产业链的完善给矩量光启提供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机会。于文龙指出：“量子计算机芯片的制程要求并不高，所以整个产业链完全不受‘卡脖子’限制。所有的关键材料、设备都能做到全国产替代，国内完全具备我们需要的基础设施。”

　　“一定能够做成”的关键底气

　　“海外产业化的进展，给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路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一条已经被验证过的路。”长期浸润在行业中的观察和积累，是于文龙坚信量子计算机“一定能够做成”的关键底气。

　　2025年底，IBM公布了12英寸量子专用晶圆厂的进展；美国的格芯（GlobalFoundries）获得了政府3.75亿美元的支持，用于量子芯片产线升级；应用材料等半导体设备巨头也开始公开为超导量子计算做专用设备适配。2026年初，美国20.13亿美元量子科技资助计划中，就有10亿美元直接流向IBM的12英寸超导量子芯片晶圆厂。

　　除此之外，团队架构的逐步完善同样是他“底气”的重要来源。

　　“芯片设计制造、测控各个环节的核心负责人，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做成过这件事。”于文龙说，“并且我们团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没有学术包袱，他们不需要靠量子计算发论文，目标和方向只有一个——产业化，做产品。”

　　这支队伍的技术成色与运营成色，被外界概括为“国内超导量子界最强85后”。而或许正是这种纯粹的产业化导向，让公司成立没多久就实现了收益，这在这个阶段的量子计算公司里并不多见。

　　矩量光启的融资节奏，在量子赛道上同样属于罕见。

　　2026年2月，4000万元种子轮，千乘资本、迈为股份、德同资本参与；2026年5月，2亿元天使轮，和利资本、钧山资本联合领投，中芯聚源、翌昕投资等产业方加持，翊荣资本跟投；2026年9月7日，3亿元天使+轮，国新基金领投，多家央企战略性产业基金、地方国资平台与头部产业资本集中入局。

　　三轮下来，股东名单里既有国新基金这样的国家级资本运作平台，也有兴湘资本这样的省属国资；既有复星创富这样能联动医药健康产业资源的产业方，也有普洛斯隐山资本这样背靠数据中心与算力基础的产业投资机构。

　　“在融资这件事上，我们一直非常克制。”于文龙说。所谓克制，首先体现在估值上，即“定价非常保守”；其次体现在选钱上，他表示：“我们非常看重产业投资者的进场，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资金，还有先进的技术、社会的资源和应用场景。我们希望交到更多朋友，带来更多资源，互相协同，加速产品研发和科研进展。”

　　而对于下一步的融资计划，于文龙透露道：“我们保守估计今年会完成四轮融资，融资金额约为8亿元。”

　　应该给量子计算机足够的耐心

　　对于当前行业最大的挑战，于文龙认为仍然是量子芯片的研发——即从实验室手工工艺向工业化产线的全面过渡。

　　“矩量光启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半导体行业已经成熟的先进经验、研发流程和工艺开发理念，系统性地引入超导量子芯片制造。”他说，“困难很大，但解决方案是可循的。这是一个工程问题，而非原理上的不可能。”

　　而做这样一件事情，质疑声从来不断。对于外界批评量子计算机“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的质疑声，于文龙坦言，当前的量子计算机的确“不够好用”，他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如果把现在经典计算机的算力比作最新手机处理器，那么量子计算机目前大概相当于一台286电脑。286放在今天没什么用，任何一颗手机处理器都比它强；但286之后有386、486，有奔腾，有酷睿。”

　　“我们1999年才有第一个量子比特，到2029年大概30年时间，能做出一个中等规模的成果。而传统集成电路花了七八十年，才解决生物医药材料上的那些问题。”他说，“这已经非常快了。”

　　“真正的矛盾在于，行业客户对我们的期待，远大于我们当前的能力。这是一个期待与供给、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因此，他提倡应该给量子计算机足够的耐心，“我们现在的产品形态可能还在早期，但它迭代得很快，也许三年、五年，你就能看到它不断产生影响。”

　　访谈进入尾声时，记者问他，这一年当中有没有“打退堂鼓”的时候，于文龙不假思索地表示：“从来没有。”

　　他引用了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此前的一段话，“很多人以为创业靠技术、靠爱好，但你走到最后会发现，靠的是韧性”。他补充道，“整个创业过程会有许多挑战和困难，也许每一个都足以造成巨大困扰，而你和核心团队的任务就是解决它们。这时候，聪明才智远远不够，技术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最好的方式是不断接受挑战、克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