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案件，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得出的结论可能截然不同，这让法院怎么判？医患双方又怎能服气？”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张伟滨指出，我国目前实行的医学会鉴定与法医司法鉴定并行的“双轨制”模式，常因标准不一、侧重点不同而导致鉴定结论大相径庭，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亟需推动两种鉴定模式的深度融合，实现“一个声音、一个标准”定纷止争。

　　类案不同判，公信力受损

　　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医疗损害诉讼已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途径之一。医疗损害鉴定因其极强的专业性，是法庭审理的关键依据。2018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医学会和司法鉴定机构均可接受委托从事医疗损害鉴定。然而，由于国家层面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迟迟未能落地，两家机构在鉴定标准、程序流程、人员资质乃至收费标准上各行其是，导致鉴定结论的“打架”现象频发。

　　张伟滨在调研中发现，这种“双轨制”下的差异是全方位的。以鉴定人的组成和鉴定方式为例，医学会鉴定通常由医患双方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3名以上单数临床专家（通常为5人）组成专家组，采用合议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依据病情发展和诊疗经过，判断医疗行为是否尽到了当时当地的诊疗义务；而司法鉴定则通常由两名法医主导，临床专家仅以咨询形式参与，意见供参考。法医鉴定人往往倾向于以结果倒推的“逆向思维”和“完美行为”标准来判断医疗行为有无过错。

　　“这种方法论的根本差异直接导致了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张伟滨援引数据指出，以上海为例，医学会鉴定的医疗损害阳性率（即认定存在医疗过错的比率）约为50%，而司法鉴定的阳性率高达90%以上。类案不同鉴、不同判的现象，不仅让医患双方的权益受损，更使得行政处理和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广泛质疑。

　　两支队伍各自面临困境

　　张伟滨认为，造成当前窘境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差异，更是两支鉴定队伍自身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曾经兵强马壮的医学会鉴定队伍正严重弱化。自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各地医学会成立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曾招募了大量具有较强业务能力的临床医务人员。但近十余年来，这支专职队伍因工作要求高、信访压力大、待遇低、缺乏绩效激励机制而人才流失严重。

　　另一方面，司法鉴定机构开展医疗损害鉴定也是“吃力不讨好”。张伟滨指出，医疗损害鉴定并非司法鉴定所的主营业务，且难度极高。法医鉴定人普遍缺乏丰富的临床知识和实践经验，却要承担鉴定人负责制的职责，常常勉为其难，造成实践中出现“退鉴多、选择性接案、医疗机构不服鉴定意见多、出庭质证无法对抗医学专家辅助人”等一系列问题。

　　建议统一标准，让鉴定回归科学

　　针对上述困境，张伟滨提出了三点核心建议，推动医疗损害鉴定回归科学、公正的本源。

　　第一，强化同行评议原则，构建以医学会为主、司法鉴定为补充的鉴定框架。张伟滨认为，医疗损害鉴定必须首先建立在医学科学原理与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再赋以法学思维。因此，应明确以医学会为主渠道，确保鉴定由真正的“同行”进行评议。对于司法鉴定所，必须在其鉴定程序中增加临床专家深度参与的环节，可依托卫健委与司法局共建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家库，或商请医学会专家库成员提供专业意见，确保鉴定的科学性。

　　第二，重视医学会鉴定专职人才队伍建设，破解“送鉴难”。“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医疗鉴定工作队伍是保障鉴定质量、提升公信力的关键。”张伟滨建议建立完善的鉴定工作人员资格准入、人才培养和绩效激励机制，政府应下拨专项补贴，增强医鉴办工作岗位的吸引力和稳定性，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有效化解法院案件堆积和送鉴难的问题。

　　第三，推动医学会与司法鉴定机构的“同质化”建设。张伟滨建议由权威部门牵头，推动两家机构在鉴定程序、鉴定标准、鉴定方法上的规范统一，并常态化开展质量评估和人员培训；进一步建立对司法鉴定的审查监督机制，加强对鉴定机构、专家和结论的监督；提升法官参与司法鉴定活动的主观能动性，杜绝仅以司法鉴定报告作为案件结案唯一评判依据的“以鉴代审”现象；要争取让鉴定结果真正做到患方、医疗机构和医生多方都能接受，维护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公正性和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