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来开两会，都恰逢三八妇女节。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也有责任为女职工发声。”

　　昨天下午，上海代表团小组审议会后，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匀向记者谈起了她今年准备的建议：希望能尽快修订完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这也是她送给女职工们的妇女节“礼物”。

新业态、新需求

女性迎来职场新境遇

　　随着新就业形态蓬勃兴起、人口政策调整以及生育支持社会需求提升，女性在职场面临一些新的境遇。

　　姚卓匀调研发现，在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业态劳动者中，女性占比已接近半数。“我们习惯叫‘外卖小哥’，实际上外卖女骑手数量已经接近四分之一。”《2025新蓝领人群洞察报告》显示，全国约1400万外卖骑手，女骑手占比达到24.3%。而据有关学者调研，受访女骑手大多数是“妈妈骑手”，72.8%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平均年龄37岁。

　　她指出，这部分劳动者与平台多为非标准劳动关系，而且平台算法以“效率至上”和“假设骑手为无差异个体”为原则，忽视性别、生理等现实差异，难以纳入现有法规保障体系。

　　此外，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后，女职工生育与职业发展的矛盾更加凸显。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显示，女性在求职过程中，62.5%的女性会被询问婚育状况，65.8%的女性认为生育负担是职场不平等的主因。亟需增加相应的制度安排，为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分担企业用工成本提供有力支撑。

　　姚卓匀还关注到，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很多女性以后的工作时间，或许会和更年期重叠。“更年期期间，女职工的工作压力与生理情况的变化，也会对心理造成一定影响。”她说，这方面也需要在《规定》中加以考量，体现对女职工的关怀。

推动法规与时俱进

覆盖更多女性劳动者

　　《规定》自2012年颁布以来，在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14年后的今天，还需加以完善、与时俱进，更好符合新的用工需求。

　　对此，姚卓匀建议，要扩大《规定》的适用范围，覆盖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明确界定平台企业和用工合作单位主体责任，将对女性保护条款纳入合作协议。落实“算法向善”与雇主责任，推动平台在算法设计方面遵守性别平等原则的同时，也要考虑女性生理特点和家庭照护需求，优化工作时长和工作时间灵活性选择。严格保护女职工个人隐私信息，确保她享有与传统标准劳动关系女职工同等保护待遇。

　　此外，《规定》应构建女性就业群体全生命工作周期社会支持体系，提升女性就业势能与尊严。应明确用人单位定期组织女职工妇科、乳腺及“两癌”筛查义务。对未落实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四期”保护、性骚扰和职场霸凌防治等责任的企业，明确行政处罚和信用惩戒联动机制。

平衡保护与公平

避免好意带来反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规定》部分保护性条款过于刚性，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客观上构筑了女性就业的制度性壁垒，反而不利于促进公平就业。姚卓匀举例：“比如，有的企业因为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和夜班限制等，在聘用女职工上就更倾向于采取强制性、一刀切模式。”

　　她建议，《规定》修订原则要向“适度保护、分层保护、成本分担”方向转变，立足特殊保护与平等就业机会的平衡，制定更具针对性、时代性的女性劳动者保护规定。

　　“比如，在生育支持方面，不能仅靠用人单位负担，这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反而不利于女性就业。”姚卓匀提出，一是要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拓展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对经济薄弱地区生育保险基金可给予适当倾斜，最大限度减轻用人单位招用女职工的额外成本。

　　二是借鉴上海、广东等省市为承担照顾家庭义务的女性提供“生育友好岗（妈妈岗）”经验，大力推动生育友好岗建设。对招用女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社保补贴等政策支持。

　　“我们希望《规定》能顺应社会发展新需求，更好体现对女职工的关爱。”姚卓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