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持续贬值已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对外购买力持续下滑。据《日本经济新闻》统计，2026年初日元实际有效汇率跌至1973年转为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与31年前的峰值相比缩水至约三分之一。在此背景下，高市针对日元贬值所发表的“不当言论”引发争议。她宣称，通过日元贬值，政府正靠外汇赚得“盆满钵满”。这一表态被舆论解读为现政权容忍日元贬值，这也导致日元汇率一度迅速下跌。高市的日元贬值论调遭到广泛批评，被认为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

日元贬值下的民生压力

　　日元持续贬值，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策失调与外部压力多重叠加的产物。从民生角度看，普通民众承受收入停滞与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居民购买力持续下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加剧。在政策层面，政府片面维护出口企业及大企业利益，不惜将日元贬值的代价转嫁到民众身上。在外交方面，日美关税博弈暴露了日本在同盟框架下经济主权受限的困境，面对盟友霸凌，日本反击不力。

　　日元贬值对日本多数普通家庭造成冲击，直接体现为物价高企带来的生活压力持续上升。曾担任“中道改革联合”党首的野田佳彦认为，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商品价格，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一项沉重负担。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日本的基础物资如能源与粮食价格因日元疲软不断攀升，家庭日常开支负担日益加重。据统计，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7至9月达到29.4%。虽然大米价格涨幅已放缓，但整体食品支出负担依旧很重。与物价不断上涨正相反，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滞后。截至2025年10月，实际工资已连续10个月负增长，民众购买力持续削弱。在东京23区，房租超过家庭收入四成，居住压力凸显。

　　日元贬值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持有股票等金融资产的群体在日元贬值与股价上涨的所谓“高市交易”中获益明显。然而，对于未持有金融资产的普通工薪阶层而言，日元贬值更多意味着购买力下降与生活负担加重。这种“资产持有者获益、工薪阶层受损”的矛盾态势，正逐渐瓦解中产阶层占据主流的“纺锤型”社会结构。

　　民众不满情绪日益上升，也是以参政党为代表的民粹型政党崛起的重要基础。众议院选情既反映了选民长期压抑的愤懑，也体现了对“强有力领导人”的期待。多数民众将“解决物价高涨”列为首相应优先处理的事项，但高市政权的应对受到质疑，一方面承诺通过削减燃油税以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却持续推行扩张性财政。在高通胀环境下推动财政扩张，可能加剧日元贬值的颓势，进一步推高物价。高市治下假如难以纾解民生困境，中长期势必影响政权支持率。

大企业导向的政策代价

　　高市政权的经济政策暴露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政府试图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提升大企业利润，却将相关成本转嫁于普通民众。高市曾批评央行加息为“不明智之举”，明确主张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该政策的受益者之一，显然是出口导向型大企业。

　　日元贬值虽可在账面上提高出口企业以日元计价的收入，然而此“利益”却建立在民众购买力下降的基础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承受压力的是工薪家庭。在物价持续上涨而工资增长滞后的情况下，受损的是未持有金融资产的普通民众。政府试图以日元贬值作为提振经济的一剂药方，但副作用已使民众生活负担加剧。

　　尽管日元大幅贬值，但市场对经济能否增长依旧存疑。民众咽下了日元贬值的苦果，却未换来有效的经济增长与投资回流。2025年日本企业通过海外业务获得的利润刷新历史纪录，但其中四成以上并未回流至日本国内。在此局面下，普通民众成为政府片面追求出口竞争力的牺牲品。倘若政府维持低利率以支持出口企业，通胀压力将持续侵蚀民众购买力；倘若央行加息以抑制通胀，则贷款家庭每年需额外增加还款压力。无论何种政策选择，普通民众皆难以规避生活成本上升之困。两难境地的根源，在于政策过度向大企业倾斜，忽视了民众的承受能力。

对美关税博弈中的主权困境

　　日元贬值问题不仅冲击日本国内民生，亦为日美关系带来新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于2月24日启动新的关税措施，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各国加征10%关税，为期150天，以此取代被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对等关税”，后又宣布将税率提升至15%。面对美国关税压力，日本政府的回应显得被动且无奈。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小野寺五典对美国的关税政策表达了强烈担忧，明确指出“这是胡来”“各国可能会越来越远离美国”“作为盟国，我们很担心”。

　　汽车产业成为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作为支撑日本经济的关键产业，汽车出口在对美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若美国继续加征关税，将对日本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丰田、本田等日本七大车企净利润大幅下滑，主因即为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其中，日产汽车甚至连续两年出现巨额亏损。除美国对日本车企加征关税致使营业利润下降之外，半导体供应短缺和日元兑美元汇率走高也造成了影响。

　　为换取美方关税下调，日本曾承诺未来数年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鉴于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已被裁定为非法，日本政界出现了要求归还已支付关税的呼声。至于是否会修改基于日美间协议的对美投融资，有声音认为若修改有可能对汽车关税产生影响，这也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在同盟框架下的被动地位。部分在野党已对高市政权对美外交能力表示质疑。比如，野田佳彦即认为高市应与特朗普展开积极对话，主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

　　日本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与美国深度绑定，意味着必须为这一不对等的同盟关系付出代价。当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对日本实施关税措施时，日本缺乏有效反制手段。同样在汇率政策上，尽管财务大臣片山皋月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日元贬值，但在美国货币政策主导下，日本的操作空间委实受限。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是日元购买力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日元长期贬值亦与日美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有关。另外，因高市狂妄言论引发的中日关系恶化已对日本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也是日元贬值的成因之一。在石破茂执政时期，日本曾把美国“对等关税”定位为“国难”，对特朗普政府的掠夺式霸权，高市政权却极尽逢迎。与此相反，中日关系却因高市拒绝撤回涉台错误表态而陷入困难局面。但从长远看，日本既要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又需避免在对华经济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因为与中国完全脱钩并不现实，也不符合其利益。此种两难处境，进一步增加了日本汇率政策与经济决策的复杂性。

　　《日本改造计划》的作者、曾亲率政治家代表团访华的小泽一郎格外担忧中日关系，对高市不愿承担责任的顽固做法予以规劝。对于在中日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背景下高市访美能否获得特朗普的支持，他深表怀疑。

　　（作者：张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