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台手机，就具备卫星通讯功能。在没有信号的地方，可以通过直连卫星与外界保持联系。”

　　北京市丰台区万源路的中国航天博物馆内，游客李先生带着儿子参观游览。谈起航天与个人生活的联系，李先生骄傲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向《锋面》记者展示“卫星直连”的功能。

　　但他也随即表示，这项功能在购买手机后“没有遇到使用场景”。“当初为了卫星通讯功能多花了1000多元，但是买了一年多就没机会使用。平时在城市生活，根本用不到，感觉有点浪费。”

　　而在十几公里外的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职于某商业航天企业的工程师胡鹏飞在谈到商业航天落地的问题时，也向记者抛出了同样的问题。

　　“卫星通信的功能在一些企业的旗舰手机上已经是‘必备选项’。但是据我了解，市场的反馈并没有达到预期，只有一些高端用户、户外极客等小众群体愿意尝试。对比星链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普及度，我们国内的卫星通讯用户端场景使用率、终端销量都较低，场景仍然停留在应急求救的基础阶段，没有高频应用。”胡鹏飞说。

　　尽管公众对商业航天的认知仍然处在浅层，但近些年来，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势头却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根据《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研究报告》统计，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到2.5万亿—2.8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20%以上，商业航天企业数量600家以上。

　　但商业航天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仍然是“空中楼阁”。胡鹏飞表示，这看起来虽然只是手机里一处“卫星通讯”功能的开关按钮，但暴露的是目前商业航天落地困境的一个剖面。

　　应用场景落地滞后、成本控制难题待解、政策机制适配不足、产业链协同不畅……商业航天从“规模扩张”走向“高质量发展”，仍然需要更多冷静思考与务实突破。

　　难以触及大众

　　商业航天为“未来生活”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但是在目前“商业化”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应用场景单一、C端（用户端）渗透不足的问题。

　　以遥感数据问题为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家高分专项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行发在接受《锋面》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遥感应用90%都是政府买单，主要用于耕地调查、防灾减灾等场景。真正能够让大众享受到的场景和模式还处在待开发状态。“卫星数据的使用率仅为5%，95%的数据因为‘找不到、不会用、用不起’被浪费。”顾行发说。

　　这就意味着，目前商用中90%以上的需求来自政府部门。“例如农业保险定损、个人庭院环境检测等C端需求，因为缺乏‘傻瓜式’的应用产品，导致难以落地，农民、普通用户看不懂原始的遥感数据。”胡鹏飞补充道，“我们缺乏能将遥感数据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产品，搭建数据与普通用户的桥梁。”

　　而在大洋彼岸，“星链”已经走出了较为成熟的商业路径，2025年，它已实现短信、语音、通话、移动上网全功能的覆盖。普通手机无需额外改装就能接入，大幅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门槛。

　　“星链”对于普通人而言，不仅是在“极端无信号”的区域能够保持与外界的连接，还能实现更多功能：比如在无信号时发信息、刷视频，甚至进行高清视频通话、云游戏、在线追剧、远程办公等多个场景。

　　“像演唱会、节假日景区这样地面网络拥堵的场景，星链就可以发挥优势，不会出现网速慢、信号中断等情况。”胡鹏飞说，“全球资费统一，体验一致，在一些地区也作为网络故障等意外情况发生后的‘补位’选择。”

　　而相比之下，国内的商业航天应用仍以政企端为主，“高频的消费级应用没有规模化落地。”胡鹏飞说。

　　应用场景单一的另一大问题是下游服务商业化的滞后。“就像一条管道，前端入水口很粗，后端非常细，无法实现正常流水。我国航天企业注册多，但是多数都集中在火箭、卫星制造等前端领域。与后端不相匹配。”

　　《锋面》记者调查发现，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相关注册企业达到2.57万家，而从事下游服务的占比不足10%。“下游服务场景没有打通——加工与服务环节的价值还没有被挖掘。”胡鹏飞总结道。“除了应用场景与生态缺失，此外，地面通信高度发达挤压需求、技术成本壁垒高，商业模式没有形成闭环，都是难以大规模商业化的原因。”

　　高企的成本

　　胡鹏飞告诉《锋面》记者，目前“星链”已经完成8000多颗在轨卫星的部署，而我国商业航天在轨卫星数量仅有300颗左右。更重要的是，星链由于先发优势，抢占了黄金轨道和频谱资源。这就让国内商业航天企业面临相对被动的局面，需要大规模申报、进行“防御性占位”。

　　这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这种短时间“下猛药”的模式，也拉高了商业航天应用落地的成本。

　　胡鹏飞介绍，传统火箭造价数亿，单公斤发射成本6万—8万元，一级芯级占总成本60%—70%，一次性使用导致核心成本无法分摊。“而星链的一级火箭可以复用30次以上，大幅压缩了成本。尽管现在蓝箭朱雀三号已开展多次回收试验，但是尚未实现稳定复用。”

　　根据航天科技集团和商业航天联盟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商业卫星单星平均制造成本约数千万元，结构件、电子系统、总装测试是主要成本构成。

　　顾行发也表示，目前我国火箭发射的成本偏高，国际市场上因为发射成本高导致数据销售定价难以下探。北京商业航天创业者李天麒则表示，我国商业航天的融资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债券，重资产投入成本高但开工率不足。

　　根据国信证券发布的行业报告，国内商业火箭的发射成本约为1.5万—2万美元/公斤，而相较之下，SpaceX通过复用模式，将成本降低至3000美元/公斤，差距达5-6倍。

　　成本高企的背后，是技术代差的难关。

　　“液氧甲烷发动机等核心部件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我国同类产品推力不到国际最先进产品的50%，”胡鹏飞说，“且国产化元器件在良率、稳定性方面仍有短板。”

　　而更关键的是意识思维的不同。在胡鹏飞看来，商业航天企业有不少仍保留着传统航天“保成功”的逻辑，“过度追求高可靠性，采用高成本的航天级元器件”，在商业航天追求效益、效率的背景下，不免会出现设计冗余的问题。而且部分企业过度依赖国拨经费与投资，这就造成内部缺乏健全的成本管理制度。“导致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失衡”。

　　产业链前端的成本也势必影响后端的应用。

　　世域天基创始人郭正标接受《锋面》记者采访时表示：天通卫星在用户端存在“三重高成本问题”：入网开户费200元，月度资费高、终端成本高。“国内两三年前卫星宽带终端售价接近100万元，虽然已下降，但仍高于星链终端。跨境电商专线通过电信拉专线成本高，普通企业难以负担。”

　　《锋面》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天通卫星的资费与普通地面网络资费相比价格更高：基础低频套餐仅包含2分钟国内通话，标准语音60套餐100元/月，150分钟卫星通话+1500分钟地面移动流量则需要399元/月。

　　统筹与标准的短板

　　“仅中型火箭研究企业就有10多家。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在胡鹏飞看来，目前国内商业航天领域，企业技术路线分散，扎堆同质化赛道，人才资源浪费。

　　由于资源分散、投入不足，加上此前技术积累不足、研发周期较长，液氧甲烷发动机、可回收等关键技术的进展、突破缓慢。

　　胡鹏飞说，行业内流传着“重数量轻质量、重跟风轻攻坚”的顺口溜，也凸显出资源内耗的困局。而这种“混乱不统一”，也延续到了产业链的各个层面。

　　“火箭与卫星的接口标准、数据格式没有统一规范，这就导致上下游企业适配难度极大。”胡鹏飞举例，卫星制造商与数据处理企业之间，数据无法顺畅流通，就需要额外投入适配成本。

　　某商业航天企业高管在此前的公开访谈中透露，不同企业的火箭与卫星接口标准不兼容，合作时需额外投入3-6个月进行适配改造，增加项目周期与成本，例如某民营卫星企业与火箭公司合作时，仅接口适配就消耗近千万元研发费用。

　　中国航天标准化与产品保证研究院院长任立明公开表示，国内虽已构建14000 多项航天标准，但商业航天安全监管、发射测控、数据应用等关键领域存在标准空白。“标准信息的共享不足，民企参与标准制定的意愿薄弱，现有标准多由央企主导，与市场化发展的适配性不足。”

　　而胡鹏飞也道出民企的苦衷：“标准制定是长期的系统工程，全过程往往耗时2-3年，单家企业的年均投入就需要数百万元。”

　　此外，《锋面》记者也发现，各地对商业航天的扶持政策多集中于厂房建设、设备采购、发射补贴等重资产，对于标准制定、知识产权等“软实力”的支持不足。目前仅有上海等少数地区对获得标准制定主导权的企业给予补贴，但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形成全国性激励效应。

　　标准不统一，各方无法“拧成一股绳”，导致C端应用落地受阻，市场渗透缓慢。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商业航天企业努力参与到航天行业标准的制定中，部分地方政府和产业联盟也开始为民营企业提供试验设施共享服务。

　　2026 年1月，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在京建设国内首个商业航天共性试验平台，民营航天企业可通过市场化方式申请使用，大幅降低了民企的试验研发成本。

　　胡鹏飞补充道：“建立各方参与制定的标准、推动技术设施共享，能够推动商业航天往前迈进一大步。商业航天的研发周期长达5—10年，我们也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一产业，承认我们的进步，但也要正视问题，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好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