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近日发文指出，尽管市场普遍预期美国通胀将在2026年前回落至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但多项结构性因素正在重塑通胀运行逻辑，美国通胀中枢存在明显上移风险，2026年年底通胀水平突破4%的概率显著上升。该判断对全球宏观环境和我国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外溢影响，需高度关注并做好前瞻应对。

五大变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当前市场对美国通胀快速回落的判断明显偏乐观，忽视了多重中长期因素的叠加效应。文章系统梳理了五大核心因素，认为其合力将抵消住房通胀回落和生产率提升带来的降温作用，推动美国通胀在更长时期内维持高位。

　　首先，关税滞后效应的集中释放是关键推手。过去，美国进口商为维持市场份额，主动吸收了大部分关税成本。但到2026年上半年，随着企业库存消耗殆尽，企业将逐步传导成本，预计推动通胀上升50个基点，这种效应缓慢且持久。

　　第二，移民政策收紧加剧劳动力市场紧张。美联储研究显示，维持失业率稳定的月度就业增长需求已从2024年的15万人降至2025年的不足9万人，主要因移民减少。农业、食品加工、住宅建设和医疗等行业高度依赖移民，劳动力短缺将推动工资上涨和服务类通胀攀升。同时，家庭医疗费用年增10%也将进一步放大压力。

　　第三，财政政策宽松超出预期。2026年，美国财政赤字率预计将突破7%，其中新增刺激规模占GDP比重超1%。尽管关税收入有所下滑，但政府拟推行增强版《平价医疗法案》（ACA）补贴及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关税红利”支票，这种定向扩张将显著提升居民购买力。叠加美国国税局（IRS）经费削减导致的税收流失，财政缺口将进一步拉大。这种高强度的财政注入将显著放大供需缺口，为通胀重燃注入强劲动能。

　　第四，货币条件实际宽松削弱美联储收紧效果。尽管联邦基金利率显示政策收紧，但家庭债务服务比率接近历史低点、信用利差收窄和家庭净资产超180万亿美元等指标表明货币环境宽松。大型科技公司依赖现金流融资，私人信贷市场提供利率不敏感渠道。此外，中性利率可能高于美联储估算，放大宽松程度，推动通胀上行。

　　第五，通胀预期上行风险形成正向循环。家庭通胀预期受高频消费品价格影响深刻，如鸡蛋、肉类等。尽管专业预测平稳，但普通家庭预期已出现分化。未来价格波动可能强化预期，形成“预期上升—实际通胀上涨”的循环，加剧通胀压力。

　　综上，这些因素叠加将打破市场乐观预期，2026年年底通胀超4%成为最可能情景。

对中国工业影响

　　美国通胀中枢持续上移并呈现“高位更久”特征，不仅改变全球宏观金融环境，也通过成本、需求和产业链重构等多重渠道，对中国工业体系运行产生系统性、结构性影响。

　　首先，全球融资环境持续偏紧，工业企业资金成本与经营压力同步上升。受美国通胀韧性影响，美联储降息空间及节奏受到明显边际制约，全球利率中枢或将长期维持高位。美元高利率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波动及风险溢价等多重渠道，对中国工业企业构成持续的“被动紧缩”效应。微观层面，高外债占比、资本密集型企业面临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双重挤压，导致技术改造与产能扩张意愿减弱。宏观层面，全球风险偏好回落，致使高端制造等长周期、高投入领域的跨境融资难度激增，实质性制约了工业投资的稳健增长。

　　第二，关税与成本传导叠加，工业生产成本波动和不确定性上升。美国通胀“二次抬头”的重要成因之一是关税成本的滞后传导，其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国内，而是沿全球产业链逐级放大。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枢，深嵌于国际分工体系，面临着双重成本挤压：一方面，关税波动导致原材料及关键中间品的定价机制失灵，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财务核算难度与风险敞口；另一方面，美国境内劳动力与服务价格的上涨，正通过跨境物流、技术支持、设备维保等“隐形渠道”向中国工业企业渗透。这种全方位的综合运营成本抬升，正实质性地压缩利润空间，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价格竞争优势。

　　第三，外需增长动能承压，工业出口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下降。持续高通胀将侵蚀美国居民实际购买力，并抑制企业投资意愿，从而对工业品进口需求形成中长期约束。对我国而言，消费电子、家电及通用零部件等传统优势行业，正面临订单碎片化、波动周期缩短及议价空间收窄等多重挑战。同时，在通胀压力与产业政策叠加作用下，美国通过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等手段推动“制造业回流”和“近岸/友岸外包”。这种结构性的脱钩举措实质性地削弱了其对外部工业品的依赖，导致我国部分高附加值行业面临存量市场的竞争挤压，外需对工业增长的边际贡献率趋于放缓。

　　第四，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工业布局和发展模式面临再平衡。在高通胀环境下，美国通过补贴与政策倾斜强化本土生产和区域供应，提升供应链可控性和安全性。全球生产网络正由“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友岸化特征。我国部分低附加值、高出口依赖度的工业环节面临订单流失与产能外迁压力，存量竞争日趋白热化。但与此同时，这一趋势也倒逼我国工业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和高可靠性方向升级，促使企业更加重视核心技术突破、质量标准提升和供应链安全建设，推动工业发展模式从“成本优势型”向“综合能力型”转变。

对策建议

　　首先，应深化工业政策与宏观调控协同，筑牢工业运行韧性基础。在全球高通胀、高利率环境常态化的背景下，核心在于提升政策响应的敏捷度与协同性，避免外部金融紧缩对工业投资的放大冲击。推动工业政策与金融工具“点对点”对接，优先保障资本密集型与高技术制造环节的融资连续性。针对中小企业实施针对性的财税支持，缓解高利率下的财务压力，确保供应链末端的生存与创新活力。

　　第二，加速工业供应链本土化与多元化，降低外部通胀传导敏感度。针对关税效应、海外劳动力成本外溢及服务价格波动，应系统推进关键原材料、核心部件、重大装备及工业软件的多源供应体系构建。通过技术攻关与标准体系完善，提升国内供给弹性，弱化工业体系对高通胀外部因素的被动暴露。同时，鼓励企业利用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构建敏捷供应链，实现从原材料采购到物流配送的全流程成本管控，提升溢价消化能力。

　　第三，推动工业结构优化与创新驱动，提升外需波动应对能力。面对美国通胀引致的需求不确定性与贸易环境趋紧，应引导工业企业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效益导向。加大研发投入与品牌赋能，支持企业提升产品技术壁垒、附加值及差异化竞争优势，缓解对单一市场与价格战的依赖。通过国内大循环战略、新兴市场开拓及国际高端分工参与，强化工业体系的全球适应性与内生增长动能。

　　第四，统筹产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锻造工业增长新引擎。在能源与资源价格波动常态化的趋势下，应推动产业链安全与低碳转型的深度耦合，构建具备韧性的绿色工业体系。深度推广工业节能减碳与循环经济模式，通过技术手段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与物耗，系统性减弱工业体系对外部价格波动的风险敏感度。聚焦新能源装备、前沿新材料及高端智能制造等核心领域，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充分利用外部通胀带来的成本压力作为“倒逼机制”，加速工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在变局中确立我国制造业的长期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