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低空经济被明确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关产业正加速从概念培育阶段，迈入政策密集落地与应用场景集中释放的新周期。在这一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被持续置于聚光灯之下：一方面，这里拥有全国最为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在空域管理、跨境协同与应用示范等制度探索层面，大湾区亦承担着“先行先试”的角色。多重时间节点与政策信号的叠加，使该区域的低空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提速特征。

　　与早期以技术展示、单点试验为主的推进模式不同，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一方面，产业规模、产品形态与应用边界持续外扩，应用场景从消费级无人机，延伸至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城市治理，乃至载人航天等更高复杂度领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开始围绕产业长期运行的“底座”进行系统性补位，涵盖规制体系、安全标准、金融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环节，政策工具也由以往的鼓励性导向，逐步升级为覆盖全产业链的制度化安排。

　　加速推进之下，新的张力亦随之显现。当低空经济从“示范应用”走向“常态化运行”，其增长动能是否仍能持续依赖既有的政策红利与场景优势，成为绕不开的问题。多位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在产业快速起势的同时，制度供给节奏、跨区域规则衔接以及商业化落地约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正在逐步浮出水面，并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变量。

　　湾区低空产业体系成型

　　从产业基础看，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低空经济版图中的位置已较为清晰。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广东集聚了全国30%以上的低空产业链企业，总量约1.5万家。在制造端，2024年广东民用无人机产量达694万架，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国95%，工业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国54%。这一结构性优势，使大湾区成为低空装备研发、生产与应用的核心区域。

　　产业集聚并未止步于制造环节，而是向应用侧快速延展。在广州举行的相关大会上，各类飞行器集中亮相，覆盖物流、医疗、消防、农业和城市出行等多个领域。顺丰的丰翼方舟40无人机已应用于海岛风电场运维补给；AW119医疗直升机承担起连接急救现场与医院的空中转运任务；山河星航推出的无人机消防一体机可在200米高度长时间稳定作业；亿航智能的EH216-S载人航空器则勾勒出城市空中交通的现实轮廓。

　　应用场景的拓展背后，是配套平台与系统的同步铺展。大疆农业无人机与重型物流平台协同运行，极飞科技的智能农场机器人矩阵与智飞协同的无人值守消防平台，构成覆盖农业、运输与安防的立体作业网络。低空经济不再仅以单一飞行器为展示对象，而是逐步呈现出“系统化运行”的特征。

　　在城市层面，多点布局正在形成合力。作为低空经济核心城市之一，广州已构建从40公斤级无人机到19座载人航空器的全产品矩阵。在基础设施方面，广州规划到2030年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并在番禺设立飞行营地总部，在增城、黄埔、南沙增设营地。在政策支持上，广州计划推出200亿元政府性引导基金，引导低空文旅及上下游产业集聚。

　　港澳地区的动作同样密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统筹发展策略与跨部门行动计划，并同步推进法规与体系建设。2025年3月，香港启动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公布首批试点项目名单，允许相关参与方在指定航线内测试项目概念。澳门特区政府则于2025年8月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着手拟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管理法律法规，为商业部署提供制度支持。

　　在区域层面，《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提出，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于协同融合，需强化广州、深圳、珠海“三核”联动，同时深化与香港、澳门的跨境合作，并向粤东、粤西、粤北辐射，构建“核心引领、全域覆盖”的低空经济共同体。由此可见，低空经济已被置于更广阔的区域协同框架之中。

　　政策治理转入深水区

　　产业和场景的快速扩展，正在倒逼制度体系加速补位。2025年10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围绕安全规制、技术攻关、平台建设、适航审定、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应用推广等十六个方面，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政策框架。这一文件的显著特征，在于从“鼓励发展”转向“系统治理”，试图为低空经济的常态化运行提供制度托底。

　　在空域管理与安全层面，文件提出加快空域资源释放与安全高效利用，推进省级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建设省综合飞行服务平台及多地飞行服务站，并将无人机安全应急管理纳入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急体系。这一系列安排，直指低空飞行安全与空域协同这一基础性约束。

　　在产业支撑方面，政策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试平台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同时强化适航审定能力，推动省市共建审定技术服务机构，以提升航空器取证效率。金融工具也被系统纳入，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信贷贴息、保险产品和上市培育等方式，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

　　不过，在政策密集出台的同时，制度性瓶颈并未完全消解。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向记者指出，当前制约大湾区低空经济规模化、商业化的核心问题，仍集中在制度层面。空域管理仍以审批管控为主，常态化、精细化、可预期的空域使用机制尚未全面建立，企业难以形成稳定运营预期。跨区域、跨部门协同不畅，也在空域使用、飞行申报、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等环节增加了运行成本。

　　在从试点走向商业化的过程中，制度确定性不足尤为突出。朱克力向记者分析，试点阶段往往享有专项支持和简化流程，但进入常态化运营后，必须面对统一监管、合规成本、责任界定、保险体系和数据安全等普遍性制度安排。企业在试点中形成的成本结构和盈利模型，往往难以直接适配全面合规后的环境，导致“试点好看、商业化难走通”。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也向记者指出，空域资源分配的精细化程度与飞行审批效率，仍是被反复提及却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此外，地面配套设施的用地审批和标准化管理，是商业化过程中最容易被低估的约束。无人机起降点、充电桩和补给站的选址涉及城市规划、土地性质和消防安全等多重审批，若缺乏跨部门协调机制，基建成本和合规周期将直接压缩盈利空间。

　　跨境协同则构成另一重结构性约束。朱克力指出，粤港澳三地在空域管理体制、飞行许可程序、航空器认证、操作人员资质互认以及数据治理等方面存在制度分野，短期内难以全面互通。王鹏认为，跨境低空合作在安全监管和数据流动方面，短期内仍将以“一事一议”的特许模式为主，难以快速复制扩展。

　　奥优国际董事长张玥向记者表示，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已进入“全面起势”阶段，但从试点应用走向可持续商业模式，最具挑战性的并非产业对接，而是规则体系的协调与责任机制的明确。低空飞行与城市公共安全、隐私保护、数据跨境流动之间的边界问题，若缺乏系统化治理框架，可能成为商业化落地的隐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