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商行新掌舵人人选已经确定。
据北京农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2月4日，北京农商行召开行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暨2026年工作会，白晓东以该行党委书记身份，代表党委和经营班子作工作报告。
这是原董事长关文杰调任北京银行后，白晓东首次以北京农商行党委书记的身份现身。按照行业惯例，待监管部门核准后，白晓东将正式担任北京农商行董事长一职。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与上一任董事长不同，此次董事长人选恢复了以往北京农商行高管内部晋升选拔的路径。白晓东自2009年起任北京农商行副行长，2023年7月获批担任该行行长。
对此，时代周报记者致电北京农商行，截至发稿暂无人接听。
新掌舵人曾担任行长两年多
白晓东出生于1967年9月，早年曾先后任北京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营业部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农金处副处级调研员、北京市信用合作协会筹备办公室副处级调研员。
随后，白晓东加入北京农商行前身——北京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任职，历任合作社营业部主任、联社主任助理，为该行不折不扣的老将。
2005年，北京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正式改制为北京农商行，改制后，白晓东继续出任该行资金与债券部总经理等职务。2009年，白晓东跻身高管行列，出任该行副行长一职，2021年晋升党委副书记、监事长。
2022年10月，时任行长付东升升任董事长，在新任行长正式履职之前，其依然代为履行行长职责。第二年7月，白晓东获批担任该行行长。如今，在担任行长两年多后，白晓东将成为新掌舵人。
随着白晓东升任党委书记、拟任董事长，该行行长职位暂时空缺。目前，北京农商行高管构成包括党委副书记田晖，副行长毛文利、韩继炀，行长助理王正茂、刘薪屹、魏广慧，首席信息官易永丰。
资料显示，田晖于2014年加入北京农商行，并出任行长助理；2021年4月，获批出任北京农商行副行长 ；自2024年起，转任专职党委副书记。
上一任董事长已赴任北京银行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北京农商行近三名董事长，除了上一任董事长，其余二人均为内部晋升。2013年10月，时任行长王金山升任董事长，担任董事长十年后到龄退休，由时任行长付东升接任。
付东升自北京农商行成立起便一直在该行任职。2018年7月，付东升出任北京农商行党委副书记、董事、行长等职务，后于2022年接任董事长，不到1年后到龄退休。
北京农商行上任董事长关文杰则属于“空降”。他早期在建设银行工作，后加入华夏银行并工作长达20余年，历任副行长、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行长等职。
在关文杰华夏银行行长一职获批9个多月后，他便转战加入了北京农商行。今年1月末，关文杰因工作原因辞任；1月22日，关文杰以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身份正式亮相，宣告其完成跨机构调任。
实际上，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农商行三家银行高管相互流动已是常态，华夏银行现任董事长杨书剑此前为北京银行行长。2025年3月，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通过数据共享等机制构建优势互补、和合共生的金融生态圈。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将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三家银行高管频繁互换同样是为了更好地服务首都经济，通过人员的深度融合，折射出资源整合、经验互补以及构建区域金融合力的战略意图。
常年走不出上市辅导期
作为首家省级股份制农商行，北京农商行总资产已过万亿。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该行总资产13497.61亿元，较年初增加917.32亿元，增长7.29%。
2025年前三季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为119.26亿元，同比下降9.65%；净利润59.66亿元，同比增长1.53%。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19%，虽较2024年末略有上升0.23个百分点，但远低于商业银行同期整体不良率。此外，该行拨备覆盖率达250.24%，同样优于行业整体。
不过，北京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有所下滑。截至2025年9月末，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较上年末下降0.31、0.35和0.42个百分点。
尽管整体业绩可圈可点，但北京农商行一直未实现上市。
北京农商行的上市进程要追溯到2011年。当年12月，北京农商行在股东大会上提出成立IPO领导小组；2012年，提出要将IPO作为主线；2018年9月签署上市辅导协议，接受中信建投、中金公司的上市辅导。
此外，北京农商行在2024年年报中提及，审议通过将此前专门设立的IPO办公室改为董监事会办公室（战略发展部）的议案。
据该行最新披露的第三十四期辅导报告，2025年四季度辅导重点围绕日常经营、“三会”制度完善、股权合规性、内控体系建设等核心环节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后续上市打下坚实基础。
不过，从长远角度来说，北京农商行IPO之路道阻且长，自2022年1月兰州银行成功上市后，A股银行IPO已经连续4年处于“空窗”状态，很多银行常年走不出上市辅导期。
对此，上述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些银行可能在业务拓展、风险控制、管理流程等方面存在问题，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这些银行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例如在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