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日趋白热化。

　　整体来看，头部城市排名保持稳定，主要变化集中在中后段。其中，合肥与济南GDP总量均为1.42万亿元，并列全国第18位。而在上一年，合肥尚排在第19位。

　　从增速看，GDP20强城市中，有15个城市增速跑赢全国。其中，合肥以6.1%的增速领跑。

　　视线移至榜单中上部，多个城市正站在规模跃升的关口。

　　深圳GDP攀升至3.87万亿元，距离4万亿元仅一步之遥；南京、宁波、天津则集体站在2万亿的门槛前。

　　除苏州与无锡为地级市，其他城市多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其行政能级与资源集聚优势，正转化为动能。

　　2026年，合肥能否超过济南？深圳冲击4万亿元的增长动能何在？2万亿后备军中，谁将率先“撞线”达成目标？

　　双城竞逐

　　自2020年携手迈入“万亿俱乐部”以来，合肥与济南的经济总量始终紧咬。

　　2025年，这场竞逐迎来转折。合肥与济南的GDP总量均达到1.42万亿元。此外，济南与合肥虽同为省会城市，但济南同时也是副省级城市，行政能级实际上比合肥更高，然而，合肥以高出0.7个百分点的增速，显露出更强劲的增长势头。

　　拆解合肥的产业结构，可以发现，工业是驱动其高速增长的核心。

　　数据显示，在突破万亿后，合肥的第二产业始终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且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2025年，其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6%，创下近四年新高。

　　进一步看工业结构以“芯屏汽合”（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融合）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支撑了工业发展，这些产业不仅占据前沿赛道、附加值高，且增长势头迅猛。

　　2025年，合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激增60.6%。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6.6%，已占据规上工业总产值的六成，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

　　除此之外，合肥经济增长活力体现在“以投带引”的发展模式上。

　　合肥通过政府引导基金进行前瞻性产业投资（如早期投资京东方、蔚来），成功吸引了大量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与生态。这种模式直接转化为规上工业增加值的高速增长。

　　相比之下，近五年，济南的增长动力在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切换。

　　2025年，济南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6.0%，对经济支撑作用显著。工业方面，济南在稳固重型汽车、钢铁等传统优势的同时，也在转型升级。

　　2025年，济南装备制造业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长8.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7%，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7.8个百分点。然而，与合肥相比，其工业增长的爆发力和新兴产业的主导性尚不突出。

　　2026年，合肥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5%以上，而济南的目标则为5%。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教授曹贤忠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现有GDP体量和预期增速，2026年合肥超越济南的可能性较高。这得益于其新兴产业产能仍处于快速释放期，增长惯性强大。同时，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技术密集、链条长，具备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对于济南而言，要稳固并提升其竞争地位，关键在于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需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另一方面必须集中资源，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赛道上实现重点突破，打造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同时，济南可以充分发挥其现代服务业发达的优势，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的金融、物流、研发等服务赋能制造业升级。并深化与山东半岛城市群及京津冀的区域协同，提升综合竞争力。”他说。

　　城市卡位战

　　城市经济的竞逐，已进入关键卡位期。

　　随着2025年北京GDP突破5万亿元，4万亿梯队出现暂时“空档”，而2万亿阵营的争夺也日趋激烈。在这两场备受瞩目的晋级赛中，哪些城市占据先机？

　　在4万亿后备军中，深圳是目前最有力的候选者。2025年，深圳GDP已达3.8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深圳的领先优势，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还源于其均衡且强劲的内生动力。

　　具体来看，过去一年，深圳稳坐“万亿消费之城”，不仅网络零售额增长10.5%，线下消费场景持续回暖，商品零售与餐饮消费协同增长。同时，外贸继续位居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实现“33连冠”。

　　除此之外，作为工业强市，深圳的产业正变得更高端、更智能，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43%。不过，深圳因空间狭小和房地产、基础设施饱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1.7%。

　　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不会成为拖累经济增长速度，相反，会成为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器。“消费、外贸与高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更强劲的支撑，综合判断，预计2026年深圳将顺利突破4万亿元大关。”

　　除深圳之外，城市竞争的另一大看点在于2万亿后备军的冲刺。当前，目标锁定在南京、宁波与天津。

　　天津属于直辖市，城市的行政级别为正省级；南京和宁波则都为副省级城市，其中南京为省会城市，而宁波则是计划单列市。因此，三地在城市能级上各占优势。

　　而南京、宁波曾明确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GDP过两万亿元的目标。不过，2025年南京、宁波GDP分别达到1.94万亿、1.87万亿，目标尚未达成，冲刺的期望交到了2026年。与此同时，天津GDP已达到1.85万亿元量级，同样备受关注。

　　刘奇洪分析称，预计2026年南京跻身2万亿城市，而宁波和天津面临的挑战更大。

　　在他看来，南京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在于其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形成多点支撑的增长格局。

　　具体来看，2025年南京软件产业率先突破万亿元规模，成为江苏第五个拥有万亿元产业集群城市，这构成了经济总量的坚实底座。另一方面，以“苏超”赛事为代表的文体娱消费热潮，正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增长，为经济注入了蓬勃的消费活力。

　　与此同时，南京的底气还在于其深厚的科研底蕴。

　　最新发布的《2024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显示，在2024年全球十大科研城市中，南京排第五位。“接下来，需要着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闭环运行。”刘奇洪说。

　　相比之下，宁波与天津在2万亿目标冲刺的道路上，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刘奇洪认为，宁波主要优势在传统制造业和港口物流优势。若不能通过金融、物流、会展、创投等现代服务业将港口功能转化为综合竞争力，城市可能仅停留在“通道型”阶段。因此需要升级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

　　另一方面，则需将一流的港口物流能力，更深层次地转化为现代贸易、供应链服务等高附加值的外贸竞争力，以抵御外部市场波动。

　　在这一转型升级过程中，宁波的行政级别也提供了支撑。作为计划单列市，宁波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能够在规划、外贸、工业等多个领域自主制定发展战略。这种高度的自主性，会提升重大项目落地、外汇审批等环节上的效率，从而让宁波在发展中跑得更快。

　　反观天津，其挑战则主要源于传统产业占比过高。天津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已明确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不够快、能级不够高，需要加快传统产业的提质升级与数智化转型。

　　“天津应在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医疗等新兴产业领域营造优势，加强与北京合作，形成北京基础研发、天津产业落地、河北生产制造分工格局，同时，发挥港口外贸优势，解决港口到腹地物流不畅问题。”刘奇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