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道之三

　　编者按：

　　黄金价格一路狂飙、股市沪指突破4000点、Labubu爆火彰显情绪消费活力……这些热点经济现象，从2025年一直持续到2026年。

　　俗话讲“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经济热点背后有着怎样的底层逻辑，又透露何种经济风向？如何看“开局之年”的经济形势，宏观经济的水温对你我个人投资、消费等行为又将有哪些影响？南都北京新闻中心推出“2026开局：洞察经济风向”系列报道，邀请业内权威专家解读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经济现象，一探隐藏其背后的“奥秘”。

　　透过涉经济领域中央部委2026年工作部署可见，提振消费依旧是今年的重点经济目标之一。

　　2025年，在大力提振消费各项举措之下，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过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破50万亿元，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以LABUBU爆火为代表的情绪消费等成为消费新风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中国在提振消费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将消费补贴逐渐转换为收入补贴或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近日，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滕泰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时说。滕泰是我国的知名经济学家，近年来也一直为提振消费鼓与呼，对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的举措，他呼吁继续提高“国补”规模、扩大“国补”范围。

　　情绪消费一直都有，不是今天才出现

　　南都：2025年是大力提振消费之年，从全年的数据来看，您认为提振消费的效果如何？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如何看待这一数字？

　　滕泰：我们先看两个指标，一个是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这是一个动态的指标，指的是消费对GDP增量的贡献，去年这一数值达到了52%。另外一个指标是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又称消费率，这是一个存量指标，这一数值在2024年是56.6%,2025年官方未公布这一数据，预计在55%-57%之间。

　　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消费对GDP的贡献超过了投资与进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这两个指标横向和国际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像有的发达国家，最终消费率达到了80%，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也达到了60%以上，也正因为如此，中央决策部门把提振消费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只有消费繁荣，中国经济才会有未来，中国经济的循环才会更通畅，才能形成“消费繁荣—市场繁荣—企业盈利—劳动者工资上涨—居民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南都：去年消费还有一个现象：以Labubu爆火为代表的情绪消费火了，且一直延续至今。泡泡玛特创立十几年，为什么今年突然火了？情绪消费背后是怎样的一种经济情况的反映？

　　滕泰：情绪消费一直都存在，不是今天才有。其实十几年前我提出一个比情绪消费更宽泛的概念，叫做“软价值”。软价值从供给侧来讲，有研发创新、新体验、新场景这样一些价值；从需求侧来看，就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价值。比如，有些消费者买衣服，买的不只是衣服挡风遮雨的功能，也在意其审美、款式、文化、社交方面的功能，这就是它的软价值。再比如，一些消费者购买高端品牌的白酒，买的并不是两斤粮食的液体，买的是其背后百年叙事的价值。

　　总体来看，软价值这种商业形式一直都存在，只是说越到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商品和服务当中的软价值占比就越高，所以情绪消费不是因为泡泡玛特才出现的，它本来就存在。

　　建议将“国补”资金规模提高至万亿级

　　南都：今年将实施新一轮的消费品“国补”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我们也关注到，“国补”补的多是大件、耐用消费品，这是否会导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应会递减？

　　滕泰：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在起步时效应会比较明显，到后期时边际效应递减，这是在所难免的。但要肯定的是，2025年的“国补”政策对于提振消费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南都：对于让“国补”在提振消费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您有何建议？

　　滕泰：3000亿元的国补虽然有一定的乘数效应（一笔初始资金发生连锁反应，带来经济总量成倍地增加），但是相对于50万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对于140万亿元的GDP来看，规模还是可以进一步加大。新的一年，在大力提振消费的目标之下，继续实施“国补”政策不仅有必要，而且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应该进一步扩大。

　　我建议将“国补”资金规模提高到1万亿元以上，相当于给每个人发放1000元左右的消费补贴，这样相对于140万亿元的GDP而言，将更有看得见的效果。

　　同时，我也建议扩围，不仅要补贴更多的商品，还可以考虑补贴更多的服务。

　　南都：为何要把服务消费纳入“国补”考虑范围？

　　滕泰：服务消费当前是我国消费上的一个短板，同国际上相比差距也比较大，我国消费率和发达国家相比低了15到20个百分点，也主要是差在服务业消费上。

　　服务消费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一个国家服务业占比越高，证明经济越发达。这里要注意的是，服务业既包括生活性服务业，也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直接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

　　有观点认为服务消费没有库存，所以提振服务消费关键在增加优质供给，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认为促进服务消费的核心仍是提高收入，收入增加，人们增加消费需求，供给自然就会产生。但如果回避增加收入的问题，片面谈或者一味增加服务供给，最终同样会造成服务供给的过剩。

　　建议将消费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南都：从您的研究来看，怎样的政策工具，可以让提振消费达到比较快的效果？

　　滕泰：增加收入是提振消费的关键。比较快的办法是发放消费补贴，更好的办法是，从针对具体商品的消费补贴转变成针对人的收入补贴，不要针对具体商品，也不要通过特定的平台去发放，因为这样受益面的普惠性不够。比如，补贴手机、汽车消费，很多中低收入者正好不需要手机或汽车，他就享受不到补贴；再比如财政贴息，有的中低收入者不需要贷款，他也就享受不到这样的贴息补贴。

　　个人建议可以将补贴以现金或数字人民币的方式直接发放到个人，更精准一点的做法是按照不同收入水平去发放补贴，并限定“多长时间内不消费，补贴过期作废”，这样一来，每个消费者都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进而摆脱指定商品或特定平台的约束。

　　南都：您也说到“提振消费的关键是增收”，如何增收？

　　滕泰：除了发放补贴，还要提高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现在我国广义的社保支出（包括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和社保基金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1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是18%-30%，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较快的一个路径是加大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比重，目前已经有了很好的试点效果。

　　另外，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也非常重要，比如股市的上涨、房地产价格的企稳、农村宅基地的流转，这都属于财产性收入，也就需要通过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南都：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增收路径以外，还有很多学者提到增加就业也是增收的重要路径，您是否认同？

　　滕泰：增收最根本、最基础的是就业收入的增加，但是就业收入的增加不能作为提振消费的政策手段，因为就业收入它是市场决定的，具体是由企业盈利情况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一家企业盈利在减少，政策要求其为员工涨工资，企业就会减少雇佣，最后还是起不到增收的作用。

　　发放补贴、增加社保支出、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等，这些是政策能决定的，但就业收入是市场决定的。因此要“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

　　此外，我想强调的是，中国要跳出“过度投资陷阱”，克服认知、体制惯性以及利益羁绊，真正从扩大内需的需要出发，把此前用于低效投资、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的财政资金更多地转而用在改善民生、提振消费、投资于人方面，这样才能让中国经济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