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烟草生产总量在经历提税后的短暂下降后逐年回升，2025年烟草行业实现税利总额和财政总额均创历史新高。而作为戒烟主阵地之一的戒烟门诊，则长期处于“门可罗雀”的尴尬境地。

　　“一个门诊一年如果能接诊150例（平均两天多一例），已经算不错的了。这导致医院投入（人力、场地）与产出不匹配，医生缺乏积极性。”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表示。

　　当前我国吸烟率达24.1%，烟民数量超过2.8亿。面对“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吸烟率低于20%的目标，控烟任务依然艰巨。烟草经济贡献与公众健康投入之间，能否建立更直接的回馈机制？

　　烟草税提价控烟效果“短效”

　　国家烟草局信息显示，2025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6570亿元，同比增长3.5%；实现财政总额15800亿元，同比增长2.3%。这一数字较2015年提税前的1.1万亿元增长近45%。

　　世界卫生组织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将烟草税置于控烟策略的核心位置，其控烟效果已被全球证据充分证明：通过提高价格、降低可负担性，特别是阻止年轻人开始吸烟和促使现有吸烟者戒烟，是实现吸烟率下降最有力的经济杠杆。

　　据估计，全球烟草税每提高50%，可产生超过1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同时避免约1100万人因吸烟过早死亡。

　　中国作为《公约》缔约方，分别在2009年、2015年和2019年调整烟草消费税，实行“价税联动”，推动卷烟零售价整体上涨。这也是中国成人吸烟率从2015年27.7%降至2022年24.1%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烟草产销层面，提税也曾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唯一的一次出现拐点就是在2015年，当年产量下降，2016年继续下降。”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在分析数据时指出。然而，从2017年起，卷烟销量又逐步回升，“慢慢消耗掉了提税的效果”。

　　逐年上升的烟草产量在2014年达到最高峰，年产26098万箱。随着2015年烟草税再度提高，中国烟草产量首次下降至25890万箱。在连续三年下降后，2019年产量再次攀升，至2025年已达24703.9万箱，较2018年最低点的23375万箱增加1328.9万箱。

　　“中国卷烟销量曾在2015年至2016年明显下降，这直接证明提税提价对抑制烟草消费的即时效果。不过，由于经济上行与通货膨胀等因素，2018年后卷烟可负担性逐渐回升，导致销量恢复增长。”郑榕表示，“要保持税收政策对控烟的长效作用，需建立定期评估机制，持续监测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变化趋势，一旦发现回升，就应及时调整税收政策，确保烟草消费始终处于受抑制状态。”

　　这也揭示出单纯依靠税价工具控烟的局限性，若无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其抑制效果会随时间被经济增长稀释。

　　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烟草税应占零售价的75%。因此，郑榕表示，尽管中国在2015年提高烟草消费税，使其占零售价比重从52%升至56%，理论上中国烟草制品的税率仍有上调空间。

　　此外，提高烟草税也能直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数据，烟草利税在2014年首次突破万亿后，2015年因提税出现短期回调，随后恢复并稳步增长，从2019年突破1.2万亿，到2024年突破1.6万亿，增量显著。

　　戒烟门诊“冷清”背后

　　与烟草产量和利税攀升相比，作为控烟途径之一的戒烟门诊却显得冷清。

　　我国戒烟门诊的推广始于2016年的中央补助地方项目，初期曾有定额补贴。但随着补贴方式改为由地方自主分配的“因素法”，各省支持力度差异显著。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中国戒烟平台”小程序汇总，目前全国约有2000多家戒烟门诊在运作，但普遍生存状态堪忧。

　　“戒烟门诊在全国的情况可能都差不多，绝大部分没有什么人，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即便是做得最好的戒烟门诊，一年接诊也不超过1000人。其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公众普遍不认为吸烟是一种需要去医院的‘疾病’，这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就诊认知完全不同；第二，吸烟是成瘾性行为，让吸烟者产生并坚持戒烟意愿本身就非常困难。”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表示。

　　与超过3亿的吸烟人群相比，戒烟门诊的服务供给显得杯水车薪。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戒烟率从16.88%上升到22.65%，但仍低于全球40%的平均水平。过去12个月内试图戒烟的吸烟者比例从14.37%上升到24.7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比例从2010年的16.10%升至2022年的21.61%，但在2024年下降至16.07%。尽管戒烟服务网络不断扩展，其利用率仍显不足。对照世卫组织推荐的最佳实践，我国在戒烟费用覆盖方面仍有努力空间。

　　“很多人不认为吸烟是一种病，要激发其戒烟意愿就很难，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戒烟门诊可以提供协助。戒烟门诊不仅要设置，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宣传。”陈德表示。

　　实际上，由于投入产出比问题，对医疗机构而言，戒烟门诊“投入产出肯定不像其他科室”，在运行中也成为一种负担。

　　陈德算了一笔账：一套基础设备（如一氧化碳检测仪、尼古丁检测试剂盒）加上药物和人力，成本不菲，但患者寥寥，“对医院来说也是两难”。

　　对吸烟者而言，经济负担也是一大门槛。“药物目前是自费的，一个疗程差不多要一两千块钱。”陈德说。尽管专家多次呼吁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但至今未能实现。

　　“目前对上海的要求不是每家医院都必须开设，而是确保每个区至少有1-2家规范化门诊，能提供可靠服务即可。更重要的是通过社区和院内其他科室的筛查与转介，让这些门诊‘活’起来。”陈德表示。

　　据他介绍，上海将戒烟服务作为控烟的重要措施推进。目前全市有49家规范化戒烟门诊（名单动态更新），如中山、瑞金、同仁、奉贤区中心医院、普陀区中心医院等做得较好。但即便如此，除了少数积极运作的门诊，很多医院可能仅在呼吸科“挂名”设立戒烟门诊，主要精力仍用于诊治其他疾病，有戒烟需求者前来时才顺便给予指导。

　　针对当前困境，上海等地已开始探索整合医疗系统内的控烟力量。陈德介绍，当地正推动家庭医生在接诊时进行“吸烟问诊三步骤”：询问是否吸烟、说明吸烟危害、提供戒烟渠道指引。同时，在孕产妇建卡时鼓励家庭成员戒烟，并尝试在社区层面建立转诊机制。

　　“戒烟门诊单打独斗很难，必须通过更广泛的医生参与，把戒烟服务融入常规诊疗。”陈德强调。

　　控烟投入严重不足

　　我国目前对控烟的公共投入仍显薄弱。陈德透露，国家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支持各省戒烟门诊建设，“每个省大概有六七万块钱”，但“每个省也只能支持最多三家”。姜垣则指出，在部分省份，控烟经费甚至因拨款方式调整而缩减。

　　国际上有不少将“健康税”专款用于公共卫生的先例。郑榕介绍，全球约30多个国家将烟草税收入专项用于健康领域。她认为，中国当前强调“投资于人”，健康与教育应是重点，而健康领域恰恰缺乏如教育附加费那样的可持续筹资机制。

　　姜垣也提出具体建议，控烟工作需要专人持续推动，而这离不开稳定的经费支持。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面推进控烟履约的背景下，如何让烟草税收更多反馈于人民健康，如何让戒烟服务更可及、更可持续，已成为亟待破解的系统性课题。从深化税价联动，到健全戒烟服务网络，再到探索税收健康反哺机制，中国控烟之路仍需政策创新、系统推进与社会共识的多重助力。

　　在政策层面，多位专家呼吁推动“烟草税收健康回馈”机制落地。郑榕认为，可借鉴国际经验，将部分烟草税收入定向用于公共卫生，支持戒烟服务、健康宣教和控烟执法。这不仅符合“健康中国”战略中“预防为主”的方针，也能体现税收政策的健康导向。

　　与此同时，姜垣强调，控烟宣传需进一步深化，这些都需要经费支持。“不是简单说‘吸烟有害健康’，而应该让公众知道吸烟的具体危害到底是什么。”她指出，我国公众对吸烟具体危害的认知仍不足，对二手烟可导致心脏病的知晓率在19国中位列倒数第一。因此，强化在烟包上印制警示图形、开展针对性科普，仍是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