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欧洲议会1月21日投票通过将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提交欧盟法院审查的动议。在欧盟法院给出意见之前，欧洲议会将无法就协定本身进行表决，而这一程序通常需要18至24个月。此举可能拖慢自贸协定批准进程并增加其生效的不确定性。

　　经过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谈判与调整，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终于在2025年底达成《欧盟—南方共同市场伙伴关系协定》（欧南协定），并于2026年1月正式签署。这一被誉为“汽车换牛肉”的世纪协议，不仅是欧盟与拉丁美洲地区达成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贸易协定，更是在“地缘经济学”日益取代传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次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地缘政治布局。

　　该协定旨在创建一个覆盖约7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通过系统性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深化两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与规则融合。协议的达成标志着欧盟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及战略自主能力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尽管短期内可能对我国部分农产品和工业品对欧、对南共市出口形成竞争压力，但从中长期看，鉴于中国、欧盟与南共市之间经济互补性强，协定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有望大于转移效应，并为中国与拉美深化产业链合作、中欧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

　　欧盟与南共市均对协定予以战略评价

　　欧盟与南共市均从地缘经济与产业升级的视角，对此次达成的历史性协议赋予高度期许。在历经二十五年谈判后，全球格局已从“平坦世界”的理想主义转向大国竞争、保护主义回潮与供应链安全优先的现实主义时代。

　　对欧盟而言，其战略目标聚焦于三个层面。一是经济与市场的现实驱动。协定全面实施后预计将推动欧盟对南共市出口增长约39%，创造超过44万个就业岗位，为面临中美双重竞争的汽车、机械等产业开辟新市场。二是供应链安全的多元化考量。通过协定中取消出口税、破除垄断等条款，欧盟将获取南共市丰富的锂、铜、大豆等关键原材料，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增强经济韧性。三是规则与价值观输出，协定将《巴黎协定》履行、亚马逊雨林保护等作为核心要素，意图以“价值观贸易”模式嵌入拉美市场，防止南共市倒向其他影响力轨道。

　　南共市国家（目前成员国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则着眼于三大诉求。首先借助协定打开欧盟高端市场，使牛肉、糖、乙醇等优势农产品突破关税壁垒；其次通过吸引欧盟在制造业、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最后在全球化逆流中与欧盟建立制度性纽带，以此提升国际谈判地位、对冲外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协定引发美国强烈不满，美方指责欧盟借地理标志保护条款垄断南美市场，此举进一步激化美欧贸易摩擦，反映出欧盟通过拉美合作对冲美国保护主义的战略意图。

　　关税自由化水平接近90%，精细化管理平衡敏感产业

　　欧南协定的关税自由化水平已接近双方进出口总额的90%，构成该协定的经济基石。根据欧委会官方评估文件，南共市将对其91%的进口值（对应91%的税目）实施关税自由化，欧盟则对来自南共市92%的进口值（对应95%的税目）实施自由化。然而，这一自由化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双方均设置了最长可达15年的过渡期，并对各自的敏感产业采取了高度精细化的保护措施，特别是通过关税配额来管理市场开放的风险与节奏。

　　对欧盟而言，其核心策略是对最敏感的农产品实施严格的配额管理。例如，牛肉的年免税进口配额仅为9.9万吨，这一数量仅相当于欧盟自身牛肉产量的1.5% 以及目前从南共市进口量的大约一半。禽肉、猪肉等其他产品也有类似的严格配额限制（见表1）。这种“配额内优惠、配额外高关税”的模式，旨在平息法国、波兰等欧盟成员国农民的强烈反对。欧盟还在协议中增设了独特的 “双边保障机制” ，允许其在特定农产品进口激增时快速暂停关税减让，为农业部门提供了双重保险。相比之下，对于大豆、咖啡等非敏感产品，欧盟大多承诺了快速的零关税准入。

　　对南共市而言，保护本国制造业是其协定谈判的重要考量。因此，南共市坚持要求为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化学品等核心工业品设置了较长的降税过渡期（见表2）。例如，目前税率高达35%的汽车，其关税将在最长过渡期内分阶段取消。这种安排旨在为南共市的工业体系提供充分的调整和缓冲时间，以应对外部竞争。整体而言，欧盟通过有限、可控地开放农产品市场，换取南共市对其高附加值工业品市场的实质性、渐进式开放。

（来源：欧洲统计局）

图1: 2015—2024年南共市对欧盟进出口情况（单位：十亿欧元）

　　市场准入扩大至政府采购和服务业，构建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协定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将欧盟企业的竞争舞台扩展至南共市的政府采购市场和关键服务行业。这一举措旨在为欧洲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更广泛、更公平的商业机会。

　　在政府采购领域，欧盟企业首次获得了参与南共市四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以及部分国有企业（医疗等敏感部门除外）大型项目公开竞标的权利。协定承诺提高采购过程的透明度、非歧视性和程序公平性。这对于欧盟在基础设施、环保、交通和能源领域的公司而言，意味着价值巨大的新市场。

　　在服务业方面，协定要求南共市向欧盟开放此前受保护的关键服务部门，例如海运服务，并承诺减少服务贸易的歧视性壁垒。此外，协定还致力于简化海关程序、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通过统一原产地规则（如对纺织品的“双重转化”原则）来降低贸易成本，使数以万计依赖出口的欧盟中小企业（超过30,000家）更易进入南共市场。

　　知识产权保护向高标准看齐，特别是强化地理标志保护

　　协定在知识产权领域设立了远高于世贸组织标准的高水平保护体系，其中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尤为突出，成为欧盟维护其高价值农业品牌利益的核心工具。

　　根据协定，超过340项欧盟地理标志产品，如帕尔玛火腿、菲达奶酪、香槟、苏格兰威士忌等，将在南共市市场获得高水平法律保护，禁止任何仿冒、模仿或误导性使用。这项保护不仅涉及现有名称，其法律效力还将延伸至这些名称的翻译及可能产生混淆的惯用名称。同时，南共市的部分特色产品（如阿根廷马黛茶）也获得了对等的保护。除了地理标志，协定在专利、商标、版权及工业设计等方面的保护标准也全面升级，并包含了针对制药行业测试数据保护和专利期限补偿的专门条款，体现了全面向高标准国际规则看齐的特点。

　　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约束性增强，将环保承诺与贸易挂钩

　　协定的“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章节代表了欧盟“价值观贸易”议程的最新高度，其法律约束力在欧盟对外协定中处于最强之列，首次将关键环保承诺与贸易协定实质性挂钩。

　　最显著的突破是，双方同意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确立为本协定的核心要素，若任何一方退出《巴黎协定》或未能真诚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部分或全部中止本贸易协定。此外，协定包含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环境承诺，特别是要求南共市国家采取可执行的措施，以在2030年后遏制并扭转森林砍伐，重点针对亚马逊雨林等关键生态系统。协定还设定了高标准的劳工权利保护（遵循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这些条款不仅回应了欧洲内部环保团体和公众的关切，更将欧盟的环保与价值观议程以法律形式深度嵌入双边经贸关系，旨在影响南共市的生产标准和长期发展路径。

　　确立国有企业公平竞争规则，营造中性市场环境

　　协定引入了一套旨在确保国有企业（SOEs）与私营企业在商业活动中公平竞争的现代规则，反映了对“竞争中性”原则的追求。

　　相关条款要求双方确保其国有企业在进行商业活动时，遵循非歧视原则和商业考量，避免因其特殊地位而扭曲市场竞争。同时，协定对可能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行为进行了约束。规则还强调了透明度，要求应对方请求，提供关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财务以及与政府关系的相关信息。这些规定主要为欧盟的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南共市市场营造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建立更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提升规则执行力

　　协定建立了一套多层次、专业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旨在比世贸组织（WTO）框架下的机制更快速、更有效地解决双方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

　　除了包含常规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外，协定还专门设立了针对可持续发展章节争议的独立解决程序。更重要的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前述的农产品双边保障措施），协定赋予了缔约方 “快速反应”权利，允许在进口激增等触发条件满足时，无需经过漫长的磋商期即可采取临时性贸易救济措施，这大大提高了机制的反应速度和威慑力。这种设计确保了协议的各项承诺，包括高标准的环保和劳工条款，能够获得切实的执行保障，增强了整个协定框架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与启示

　　欧南自贸协定不仅重构跨大西洋经贸格局，也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构成关键变量。协定既带来贸易转移与规则竞争等结构性挑战，也蕴藏着倒逼产业升级、拓展战略合作新维度的深层机遇。

　　欧盟官方评估预测，达成协议后，欧盟份额有望企稳回升，或在2040年前超越中国。在此背景下，该协议料将对我国在该地区市场份额形成直接挤压。例如，欧盟的汽车、机械、化学品等因关税归零获得显著价格优势，将对我国同类出口形成替代。此外，欧盟通过精细的关税配额与地理标志保护，构建双向市场通道，并将《巴黎协定》、森林保护等义务纳入核心条款，从而构筑起基于价值观的高阶规则壁垒，客观上增加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国家的准入门槛。

　　但是，鉴于中国、欧盟和南共市各自国际竞争优势的不同，以及我国与包括南共市在内的拉美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紧密程度，欧南自贸协定导致的我国与南共市之间的贸易转移效应将是可控的。此外，欧南自贸协定对我国下一步开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是为中国对标和参与制定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提供了关键参照。欧南协定将《巴黎协定》、森林保护、劳工权利等高标准可持续发展条款作为协定的“核心要素”并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增强约束力，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平竞争、服务与投资准入等领域设立了详尽的现代规则。其条款设计既体现了欧盟“价值观贸易”的议程，也展现了与发展中大国集团谈判时，在敏感产业保护与规则引入之间的平衡术。深入剖析此类协定，有助于我国在未来的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中，精准识别核心利益与底线，将外部规则压力系统性地转化为国内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明确路线图，从而在参与乃至引领规则塑造中积累“软实力”。

　　二是为中国巩固并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开辟了战略空间。南共市国家扩大对欧盟的资源型产品出口及承接其制造业投资，将必然催生对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工业原料等中间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枢纽，应抓住机遇，扩大对南共市的中间品出口，并积极探索构建 “中国技术与中间品-南共市资源与产能-欧盟终端市场” 的新型三方合作模式，将潜在的贸易转移效应，转化为在全球供应链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巩固“中国链”核心节点地位的新动能。

　　三是为中国应对地缘经济竞争、拓展多元化国际合作构建了缓冲。在全球贸易体系面临保护主义冲击和规则重构的背景下，该协定是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和供应链多元化的举措，其战略意图远超经济收益。这促使中国必须更主动地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短期内，可深化与南共市的双边合作，抵消部分贸易转移效应；中长期看，应加速推进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双边/多边协定、高水平实施RCEP并积极申请加入CPTPP，织密高标准自贸区网络。通过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经济朋友圈”，将特定协定的挑战分散于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中，从而增强我国经济的外部韧性和战略主动性，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提供稳定可靠的合作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