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政策东风，全国各地掀起零碳园区建设潮。

　　近日，林洋能源（601222.SH）计划与国家电投湖北公司在仙桃共建零碳园区，悦达集团与国家电网盐城公司协商合作零碳园区和智慧能源项目，沈阳中德园发布零碳园区建设方案。金融端也在发力，国家首批零碳园区名单公布不到一个月，华夏银行已完成对入选园区——浙江温岭经济开发区的专项贷款投放。

　　那么，零碳园区的建设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能源在零碳转型中扮演什么角色？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什么？近日，《华夏时报》记者对中央财经大学智慧城市与智慧决策实验室研究员、欧美同学会北欧零碳委员会主任、生态环境部国合会首席顾问专家支持组专家李勇进行了独家专访。他认为：“零碳园区是零碳生产力的孵化器，能源从‘外购商品’变为‘自产要素’，数据从‘附属信息’变为‘核心生产资料’。这种要素的质变，正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微观基础。”

　　以下为采访全文：

　　《华夏时报》：我国鼓励零碳园区建设，有什么战略意义？

　　李勇：零碳园区是零碳生产力的孵化器。它通过系统性的规划与设计，将分散的绿色技术（可再生能源、储能、节能、碳捕集等）进行数据化集成耦合，形成一个能源自洽、物料循环、数字智能的微观物理、技术和社会系统，并以实时的数字孪生的方式呈现。在这个系统中，生产力诸要素——劳动者（具备绿色技能的从业者）、劳动资料（零碳技术与装备）、劳动对象［零碳（低碳）原材料与高质量数据］都发生了质的变革。例如，能源从“外购商品”变为“自产要素”，数据从“附属信息”变为“核心生产资料”。这种要素的质变，正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微观基础。

　　零碳园区是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器。在传统园区内，企业之间是松散的邻里关系甚至竞争关系。而零碳园区的建设，强制性地或引导性地要求企业间建立“生态共生”与“利益共同体”的新型关系。通过构建能源互联网、物质代谢网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或者集成式的智慧大脑，通过信息的实时交换让企业之间形成了能源梯级利用、废弃物资源化交换、碳资产协同管理的复杂网络。这打破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孤立生产模式，催生了基于专业化分工与绿色协同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反过来又为更先进的零碳生产力（如虚拟电厂、共享储能）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土壤。

　　零碳园区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新探索。零碳园区作为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微观实现载体，将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模式的创新，也将催生更高标准的市场建设。零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全面顶层设计、体制机制改革、市场激励与企业自觉的协同，这催生了新的领导方式、新的施政工具、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与广泛社会参与机制。这种上层建筑的适应性调整，保障并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华夏时报》：应当怎样推动零碳园区的建设？

　　李勇：第一阶段是对旧范式的“否定”（破旧）。零碳园区建设首先是对原有工业革命体系下高碳基础设施、线性生产模式和传统管理制度的“创造性破坏”。它通过强制性标准、成本压力和市场信号传导，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与技术，这是对传统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第一次否定。此阶段，阵痛与成本显现，但为新系统的诞生清理了空间。

　　第二阶段是新要素的“肯定”（立新）。在破旧的同时，园区内开始大规模导入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绿色工艺等新要素，零碳生产力开始萌芽。这一阶段，新要素在与旧系统残余的碰撞中不断磨合、集成，其优越性逐渐显现，但尚未形成系统优势。

　　第三阶段是新系统的“否定之否定”（融合与超越）。当新要素通过园区这个“反应器”充分融合，在新的政策和制度边框下，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如新型能源合同管理、碳资产开发）、产业生态（如循环产业链、产融深度融合）和治理模式时，零碳生产力便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此时，它不再是高碳生产模式基础上的修修补补，而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能力的全新系统。这一新系统重塑了旧系统中线性、机械的组织化、社会化大生产等生态内核，同时摒弃了其高碳、高耗能的负面特质，最终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即新质生产力的成熟形态。

　　《华夏时报》：零碳与新质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李勇：新质生产力，以其“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新业态”为表征，但其本质，是摆脱传统依靠大量能源、资源投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向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追求内涵式、集约式、数智化、负碳的高级生产力质态。

　　传统工业生产力将自然视为可无限索取和承载废弃物的“客体”，其哲学基础是主客二分的机械论。而新质生产力则要求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这是一种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有机论世界观。在此视角下，“零碳”不再是外部约束条件，而是新质生产力内在的、构成性的价值内核。它要求将“碳”作为关键的成本与价值要素，内嵌于从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到消费流通的全过程，从而驱动整个经济系统从“碳依赖”的物理惯性中挣脱出来。

　　因此，零碳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特定维度——即应对气候变化与资源环境约束上的具体化与现实化。它是以“碳中和”为目标导向，通过绿色科技创新、数字智慧赋能与制度系统创新，所形成的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影响，甚至产生正的生态环境效用，以创造更大经济社会效益的能力。它本身就是一种更高文明形态下的高阶生产力质态。同时，它也标志着生产力评价标准的根本转变：从单一的“劳动生产率”，转向综合的“碳生产率”（单位碳排放创造的经济产出）与“资源生产率”。

　　《华夏时报》：能源行业如何助力零碳转型？

　　李勇：在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源中，化石能源消费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因此，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能源零碳转型是“牛鼻子”。

　　通过统筹发展西北风电光伏、西南水电、沿海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全面重塑能源供给结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我国能源供需结构、摆脱国家对外能源依存度，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基石。具体而言，我国将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西北、西南、沿海等若干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以及长江黄河等清洁能源走廊建设，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同时，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

　　能源零碳转型是能源革命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竞争制高点。我们聚焦能源零碳转型，牢牢抓住绿色发展“牛鼻子”，但要以安全为前提，平衡好技术、市场、盈利的关系，确保绿电发得出、电网接得住、终端用得好，切勿出现“鞭打快牛”的现象。

　　《华夏时报》：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产业扮演什么角色？

　　李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在产业变革。未来五年，我们要紧紧围绕通过增加产业的“含绿量”，来提升经济的“含金量”这一核心逻辑全面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通过构建碳排放双控等核心政策制度框架，驱动产业结构根本性变革。以系统的制度创新引导资金、技术要素向绿色低碳领域集聚。一方面，加速钢铁、水泥、有色等传统产业深度脱碳，以零碳园区建设为牵引，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等经济带工业集群的零碳化发展为重点加速转型；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动能有机衔接、产业梯次发展。逐步构建以我国为核心的全球资源调动和产业布局，特别加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支配，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智能化、绿色化、零碳化重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持久而强劲的绿色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