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是中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五年。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内需不足等多重挑战，中国经济如何破局？新质生产力如何更好走向实践？产业政策如何破解同质化竞争与重复建设困局？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挑战固然存在，但中国的机遇更多。”他认为，只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立足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在“十五五”期间维持5%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为到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有挑战更有机遇

　　上证报：“十五五”时期是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关键窗口期。您认为这五年最关键的经济目标是什么？它与“十四五”有哪些延续性与突破点？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动能？

　　林毅夫：“十五五”是中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最关键的经济目标是在全球经济相对疲软的大环境下，维持5%左右甚至略高于5%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到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一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全球经济尚未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例如：OECD国家2008年前平均增速为3.4%，此后降至1.6%；欧元区从3.1%降至1.1%；美国从3.3%降至2.1%。这种“迷失的二十年”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6至2028年。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出口国，以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部需求疲软必然对我们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出口构成压力——我国大部分出口产品来自民营企业。

　　但我认为，挑战固然存在，但中国的机遇更多。一方面，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劲动能。此外，太阳能板、无人机、锂电池等发展迅猛，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应用场景、产业配套齐全等优势，未来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虽受冲击，但全球需求仍在。只要我们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质生产力手段提质增效、降低成本，就能在存量市场中扩大份额。

　　因此，只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立足比较优势，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十五五”期间维持5%左右甚至略高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实现2035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利用“比较优势”错位发展

　　上证报： 当前，“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企业该如何判断自己的“比较优势升级路径”？

　　林毅夫： 新质生产力以产业为载体。关键是企业要判断自身在哪种产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

　　发展新兴产业，需要有人才优势，能结合国内大市场、利用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和良好的组织能力，当然可以进军新兴产业。

　　同时，传统产业也同样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尽管传统产业市场相对疲软、竞争激烈，但需求依然存在。2025年之所以能实现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新质生产力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行提质增效，完全可以在既有市场中扩大份额。因此，无论是地方发展还是企业、个人发展，都应依据自身禀赋、产业基础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所给予我们的机遇，找准优势，就能发展得好。

　　上证报： 半导体、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新兴领域近年来投资火热，政府应如何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产业政策的有效边界在哪里？

　　林毅夫： 产业政策的核心是“因势利导”，关键是看当地适合发展什么产业。

　　当企业家有积极性进入某个领域，但可能遇到瓶颈时，政府应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如果各地都严格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就不会出现重复建设，因为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反映各地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找准能以更低成本生产的产业。在此基础上，政府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这正是中央强调要根据禀赋、产业基础、技术条件进行分类指导的原因。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各地经济就能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找准定位、健康发展。

　　采取三大措施增强市场预期

　　上证报： 当前经济的一大痛点是内需不足，如何提振信心，您认为制度层面最应完善的是什么？“投资于人”会给哪些行业带来真正机会？

　　林毅夫： 从长期看，提高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收入，如果收入不增长，仅靠动用储蓄或增加负债来维持消费，终将难以为继——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然。而要提高收入，关键在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又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现有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效率跃升；二是不断进入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也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的基础之上——即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会，选择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方向进行投资。只有投向这些具备潜力的领域，才能创造高质量就业、提升收入水平，最终形成“收入增长—消费扩大—经济循环”的良性机制。

　　然而，短期内我们面临特殊挑战。2008年之前，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速约4%，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速大概10%；而此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贸易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速。我国作为最大贸易国，出口增速已逐步下降，大量基于高增长预期建成的产能，如今面临利用率不足、价格下行、“内卷”加剧的困境。

　　展望世界的格局，可能在未来2至4年还会持续这种疲软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政府有必要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来增加投资，消除新产业发展可能出现的瓶颈。具体而言：

　　一是投资于新兴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为发展人工智能建设算力中心、保障充足电力；为推广新能源汽车配套建设充电桩等。

　　二是“投资于人”。加强对劳动者的新知识、新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把握新技术带来的机遇。

　　三是采取针对性措施创造需求。例如，对部分产品推行“以旧换新”并给予适当补贴。

　　这些措施有助于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增强市场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预期，从而提振消费信心。

　　有信心才能赢得未来

　　上证报： 在当前环境下，对于企业家、投资者和普通民众，您最想传递的一条信息是什么？

　　林毅夫： 最重要的还是信心，要对我们国家发展有信心。

　　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挑战增多，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性的经济疲软大环境有关，不能将问题都归咎于自身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而影响信心。

　　事实上，无论在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中国仍拥有大量投资机会。如果信心充足，企业家就更愿意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提高生产力与收入水平；民众在收入预期向好的情况下，也更敢消费。这样，经济就能活起来。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发展机遇最多的国家之一。

　　上证报： 面对“脱钩断链”的环境，中国应更强调科技自主，还是以超大市场吸引全球合作？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最优策略是什么？

　　林毅夫： 没有安全，发展就不可能；没有发展，安全也不可持续，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美国出于维护霸权的目的，对中国发起科技战、贸易战，试图切断关键技术供给。对此，我们须区分两类技术：

　　对于可能威胁国家安全、被“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我们必须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攻坚克难，实现自主可控。但与此同时，不应将“自主可控”扩大化。贸易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另一类则是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的高技术产品，它们本质上是全球分工协作的成果，许多高技术产品需要巨大的市场来摊薄高昂的研发成本并维持持续创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对跨国企业而言不仅是利润来源，更是维持技术领先地位的生命线。以英伟达为例，其高端H200 GPU最初被美国禁止对华出口，但最终仍重返中国市场，原因很简单：失去中国，不仅意味着当期收入锐减，更将削弱其未来研发投入能力。在激烈的技术竞争中，一旦研发放缓，领先者可能迅速沦为落后者，甚至被市场淘汰。因此，对许多高科技企业来说，有无中国市场，实为生死攸关。

　　在实践中，要像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言：凡是能买到的、性价比高的技术就买，但同时要做好跟踪和自主研发的准备，确保一旦供应中断，能迅速将“备品”转化为“竞品”，实现无缝切换。以此策略，我们既能维护安全，又能最大限度利用比较优势，保持快速发展，并继续扮演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角色。

　　上证报： 您曾说“中国经济机遇多于挑战”。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节点上，您对“十五五”末（即2030年）的中国经济有怎样的预期？

　　林毅夫：我相信中国经济能够延续过去的发展态势。即使在国际经济相对不利的环境中，我们仍有能力保持5%左右，甚至略高于5%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将继续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甚至更多的份额。因此，中国这片土地，依然是我们发展的最大机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