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罗亦丹）当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与生活，科技伦理这道“安全防线”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何防范算法偏见、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等伦理风险，让科技创新真正向善？

　　参加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市人大代表、中国电信集团AI方向高级技术专家张莹带来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建议，并结合政策实施实践与行业现状，为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言献策。

　　市人大代表张莹。 受访者供图

　　2025年1月，北京市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实施意见（试行）》，立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探索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伦理治理“北京方案”。

　　张莹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经过一年实践，该《实施意见》在实际执行中仍面临一些问题。

　　在她看来，当前科技伦理治理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新兴技术领域伦理审查标准不明确，审查能力参差不齐，“形式审查”现象依然存在。其二，科研人员伦理意识与实践脱节，存在“重技术、轻伦理”倾向，伦理培训未能发挥实际效用。部分科研人员未接受系统伦理培训，或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脱节，在项目执行中忽视伦理风险，导致伦理审查滞后于技术迭代，全生命周期风险防控存在漏洞。其三，新兴技术的学科交叉发展趋势，为跨部门职责衔接、跨区域监督增加了难度，难以实现统筹监管与有效追责。如“AI+医疗”“AI+教育”等融合场景中，监管主体分散、规范不统一，易形成“多头管理、责任模糊”局面，追责威慑力有限。

　　针对这些问题，张莹建议，针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发展迅速的领域，按技术全生命周期设置差异化的动态伦理审查周期；伦理意识相关培训应与实际科研工作或科研管理工作相结合，推动技术与伦理并重，让伦理意识与科研实践深度融合；积极应对区域协同、学科融合等发展趋势，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科技伦理追责机制，如在跨区域、跨专业的项目中，根据项目的具体阶段明确责任主体与合作方，避免多头管理职责划分不清晰，同时确保项目不同阶段主责部门有充足的话语权主导项目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