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1月26日电（王菁）突发疾病无人签字、失能失智后照护缺乏保障、身后事安排存在不确定性……这些已成为我国数量日益增长的独居、无子女老人群体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近期，北京城市副中心通过一例“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相结合的养老解决方案，为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72岁的独居退休医生秦女士（化名）通过一系列金融和法律安排，将信托公司与监护组织的专业服务整合为系统性方案，尝试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构建起一张覆盖紧急医疗、长期照护与身后事的安心保障网。这一探索为破解独居老人养老这一普遍性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个案。
2025年以来，通州区积极开展“特殊需要信托走进社区”活动，持续探索将金融工具“信托”与法律工具“意定监护”相结合，旨在为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减弱或缺失的群体，寻找一条安全、可靠且有尊严的养老保障新路径。
盈科（通州）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陶奕指出，“该方案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财产管理与人身照护决策的分离，用制度性保障替代了传统方案的人情依赖和道德自觉，这是养老保障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
困局：“无人可托”的制度性风险
2025年，46岁的独身蒋女士因突发脑溢血昏迷后，陷入了困境：医疗决策因无人签字而一度受阻，身后数百万元资产的处置也程序艰难。她的遭遇，刺痛了社会神经，也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如何为数量日益增长的独居、无子女老人，构建一道可靠的堡垒？
秦女士与蒋女士面临同样的风险。退休后，特别是2025年6月老伴离世后，她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与照护需求充满忧虑。“最担心的是突然倒下，身边没人能做主，有钱也用不上。”她说。
这种忧虑背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陈亚辉指出，对于无子女或子女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老人，一旦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将面临“法定监护人缺位”的困境。蒋女士事件中紧急就医签字与费用支付的波折，正是这种真空状态下的典型困境。
以往，部分老人会尝试通过遗赠扶养协议等方式，将财产赠与给照护人以换取养老承诺。然而，这类安排往往依赖于对方的道德自律，在人身照护的持续性、质量监督及财产安全性上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涉及此类协议的纠纷案件数量明显增长，反映出单一法律工具在应对复杂、长期养老需求时的局限性。
破局：“信托+监护”的制度化托付
2025年4月，全国首单住宅类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在通州落地，为信托在残障照护领域的应用积累了经验，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随后，通州区成立金融创新工作专班，启动“特殊需要信托走进社区”专项活动，向社会推广普及以“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为核心的终身照护模式，并探索其规模化推广的可行路径。据了解，在过去半年，该活动已吸引20多家市场主体参与，开展社区宣讲26场，覆盖12个街道乡镇，服务近千名老人，收集了40多条有效需求线索。随着服务对象从残障子女家庭到独居老人群体，特殊需要信托的应用场景逐步拓展，秦女士的案例正是此次探索过程中的代表性实践。
针对蒋女士事件所暴露的独居老人养老难题，“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模式尝试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简而言之，即“信托管钱，监护管事”。
在这一实践方案中，秦女士选择了中国外贸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信托受托人，将其一部分资产置入信托，让信托公司进行独立、安全的专业化管理，并严格按约定支付各项养老费用。“信托就像一道‘金融防火墙’，确保养老资金专项用于委托人的养老目的，从制度上防止了被其他人挪用、侵占的风险。”中国外贸信托特殊资产服务信托部总经理王张悦解释道，“同时，这笔资金与信托公司自身资产相隔离，信托公司的运营风险不会波及老人的养老资金安全。”
与此同时，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作为意定监护人和委托代理人，被授权在秦女士未来需要时，负责其生活照料、医疗救治、养老机构选择等一切人身相关事务的决策与执行。这意味着，未来出现紧急状况时，合法主体能够立即履行“签字”等关键职责，填补了“无人可托”的空白。
“这种设计着眼于实现‘管钱’与‘管事’的分离与制衡。”北京市通州区区长助理、政府特聘专家林巍表示，“信托保障资金的独立与安全，监护则确保关键时刻有人有法律身份依法负责。两者结合，目标是构建一个即便没有近亲属在场，也能让老人获得及时救治与妥善照护的保障机制。”
据为确保这一安排的公正运行，秦女士还指定她的堂侄女担任信托监察人和监护监督人，对前述两方的履职情况进行独立监督，形成了“钱、事、监督”三方协同又相互制约的架构。
“现在安排明白了，”秦女士说，这个方案把她的意愿都变成了白纸黑字，“无论是看病养老，还是身后事，都有了清楚的安排，心里踏实不少。”
实践细节：全周期细节设计与持续完善
这一案例的创新性，不仅在于整体框架，也在于其对养老全周期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点进行细致考虑和提前安排。它尝试为秦女士这样的老人规划从紧急就医到失能长期照护，乃至身后安排的完整路径。
无缝衔接的紧急响应机制是针对类似蒋女士紧急情况的重要设计。意定监护的生效需要经过法院的行为能力认定程序，这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空窗期”内医疗急救被延误的风险，该方案引入了“委托代理”授权。
具体来讲，秦女士在意识清醒时签署委托代理协议，授权监护组织在发生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可立即代为做出医疗决策。同时，设立了一个由监护人与监督人共同管理的“医疗紧急备用金”账户，确保急救费用能第一时间支付，待信托流程启动后再向该账户持续补充资金。这一设计，打通从“出事”到“救治”的医疗费用支付关键环节。
对长期照护的稳定支持体现了方案的可持续性考量。在失能长期照护阶段，信托根据合同约定定期向养老机构或服务人员支付费用，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意定监护人则负责定期探访、监督服务质量，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照护方案。
在养老资金因长期消耗而不足的情况下，依据秦女士本次签署的售房委托书，并在满足特定触发条件（如专业评估确认老人需入住专业照护机构）且由公证机构全程监督的条件下，监护人可以处置老人名下房产，并将所得款项归入信托，以保障其养老支出的可持续性。该机制的意义在于，尝试从制度上确保房产这一家庭核心资产能够切实用于老人自身的养老所需，为解决“有资产、难变现”的养老困局提供一种实践路径。
本案例的委托代理和意定监护协议、（医疗）生前预嘱声明书、售房委托书、身后事务特别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均经过北京长安公证处公证，确保了法律文件的真实、有效。
其他配套安排也体现了该养老方案的前瞻性探索。例如，针对选择居家养老的秦女士，方案安装了家庭智能安防设备，以便对意外事故进行主动监测与及时响应。此外，项目还为监护组织购买“监护人责任险”，以分散其在履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非主观过错风险，增强这类社会服务机构持续、稳定运营的积极性和抗风险能力。
从个案到推广：探索普惠性民生金融的路径
通州区的这一实践，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单个老人解决后顾之忧。它更像是一次将金融工具进行“民生化”改造和普及应用的积极探索，致力于形成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模式。
首先，它关注到广泛存在的现实需求。陈亚辉指出，除了无子女老人，该模式同样适用于“失独”家庭、子女有严重残疾无力赡养的“老残一体”家庭、子女长期旅居海外的“跨国空巢”家庭、与子女关系疏离的老人、以及希望独立规划养老的新型老年群体。这是一个数量可观且需求迫切的人群。
“这一模式具备推广潜力，源于其系统性和逐步标准化的可能性。”林巍表示，我们推出了独居养老规划自查清单，这个清单覆盖紧急医疗救治、失能长期照护和身故善后三大阶段，每个阶段从财务和生活事务两个方面切入，一共有12个提问。清单所设问题通俗易懂且具体，例如“谁为您签署急诊术同意书？”、“谁为您缴纳急诊手术押金？”。这一清单可用于引导老人启动规划，也可用于检验养老方案的完备性。未来还将继续推动相关法律文本、工作流程的模板化。这些努力有助于逐步形成可参考、可借鉴的服务流程，让更多的专业机构有能力服务更多的普通家庭。
更深层次看，这标志着信托这一传统上服务于财富管理与传承的金融工具，正在向更广阔的民生保障领域延伸探索。“特殊需要信托的核心功能是财产隔离与定向支付，这个产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养老和残障照护的长期性、保障性需求。”王张悦表示。
“‘信托+监护’思路的核心优势，在于尝试用制度性安排来规避遗赠扶养协议或者附条件赠与协议等传统方案中对‘人情’和‘道德自觉’的依赖，”北京长安公证处公证员李青分析道，“遗赠扶养协议等传统方式存在难以监督的结构性风险。比如，从扶养人角度看，老人寿命越短，扶养人反而能够更快得到财产。而本案例的方案正是尝试用制度来增强养老保障的稳定性。”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探索历程，始于2025年4月全国首例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并延续至当前“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在养老领域的实践。这一从“蒋女士事件”到“秦女士方案”的进程，表明通州区以具体民生问题为导向，力图通过制度创新回应社会关切的探索和努力。
“从世界范围看，信托是历经数百年时间检验的成熟制度，而‘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则是这一制度在应对中国老龄化挑战中的一次积极探索，”林巍总结道，“这是用制度构建的温情守护”。信托着眼于财产的理性与安全，监护着眼于照护的持续与温度。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通州区的探索实践为这一宏大体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着眼于实际操作的微观案例。而其所蕴含的“制度性守护”理念，或将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一份来自基层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其对规模化推广路径的探索，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