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大局保持稳定。宏观数字之下，微观个体对就业压力体感强烈。

　　如何理解微观体感与宏观数据的差异？当前就业压力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如何看待AI浪潮之下的职业发展焦虑？围绕这些社会关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赵忠近期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谈到，因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进入“就业阵痛期”，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面对就业危机，宏观制度改革和个人终身学习成为破局之道。

　　在赵忠看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劳动者渴望更高质量的就业，权益意识更为强烈，政府、企业需积极回应，构建更为公平友好的就业环境。“长远来看，只有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获得合理的报酬，才能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保障社会的良好运转。”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赵忠

　　中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十五五”是走出“阵痛期”的关键时期

　　南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如何评价这个数据？

　　赵忠：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左右，从过去一年的情况看，失业率控制得还不错，在当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但是这个数字不能完全反映就业的全貌。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会面临不同的就业压力，结构性的就业矛盾仍然突出，同时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背景下，除失业率外，希望有更多评价就业的维度，像工资水平、就业稳定性、劳动者权益保护、职业发展前景等等，未来需要更多维的评价指标。

　　南都：如何理解宏观指标与微观认知之间的“温差”？

　　赵忠：现在是一个大家都感到有就业压力的时期。一方面，国际经贸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处于恢复调整阶段，逆全球化的风潮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尽管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进入经济新常态，加上近年AI等科技的快速进步，经济发展方式和就业结构正在产生很大变化，这会是一个就业“阵痛期”。

　　南都：“阵痛期”的就业压力，究竟来源于总量供给还是结构性矛盾？

　　赵忠：主要矛盾还是结构性矛盾。最重要的是技能的结构性矛盾。产业升级与转型带来岗位的创造与消失，使得一些原有岗位的人力不再适配，一些新兴的岗位缺少人才供给；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生产方式和要素组合形式，推动了技能需求的变化和技能与人力资本的折旧，加剧了技能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完全适配，人才培养的长周期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存在矛盾。另外还有区域的岗位分布和人力资源供给错配，一些地区劳动力丰富，但是劳动需求并不旺盛，有些地方则恰恰相反，导致劳动力需求旺盛的区域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区域矛盾；就业市场上的岗位供给与求职者的就业意愿与偏好不完全一致，尤其在青年群体中表现突出。这些结构性矛盾最终都反映到就业结果上。

　　南都：据你的观察和研究，“阵痛期”还要多久？

　　赵忠：2024年国家发布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十五五”是关键时期。2025年5.2%的失业率并不是很高，关键还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尤其是技能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在宏观上一直强调就业优先，各部门也不断进行改革和出台政策，例如高校通过微专业等措施在不断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国家推出“技能照亮前程”等措施不断完善技能培训体系等。“十五五”期间走出就业“阵痛期”，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做好五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顶层设计，从发展战略和宏观层面谋划就业，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协同发展，落实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的一致性，增强科技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二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以就业友好型城市建设为抓手建设高质量的就业环境，以就业友好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使技能劳动者有用武之地，以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保护的制度供给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三是通过国家的重点工作带动就业创造和提升就业质量，落实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四是聚焦技能结构性矛盾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通过健全完善教育体系、技能培训体系、终身学习体系、就业供需匹配机制等，促进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的适配。五是发挥市场在就业中的主体作用，高度重视和全力发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就业作用；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高质量的国内消费市场促进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市场体系更为完善，人才供需更加适配，就业质量会有较大的改善。

　　“考公热”难解普遍焦虑，35岁职场危机被打破了吗？

　　南都：2025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222万，2026年预计为1270万，将再创新高。“十五五”规划提出，要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如何保障年轻人就业？

　　赵忠：就业市场的岗位总量供给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如何去适应变化的市场结构性需求。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力量只能是市场。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在专业设置、课程设计、培养环节要更好与社会和市场对接。政府要通过实习补贴、岗位补贴等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用人单位扩大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政府就业和教育部门、学校就业指导部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要形成合力，为大学毕业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指导服务，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南都：当前热议的另一个话题是“35岁失业危机”，在职场似乎35岁就面临天花板，甚至失去竞争力。

　　赵忠：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议题。劳动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经过十年左右成为成熟的劳动者、有经验的员工，这个时候是职业生涯发展的关键期，劳动群体开始出现分化，职业发展面临抉择。有的在业务岗位上更进一步，有的开辟了新赛道，例如转向管理岗，但另一部分群体可能面临职业发展停滞，职业路径调整等变化。同时这部分群体因为背负家庭的压力，面临更年轻的劳动者竞争，转换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这是在任何社会都可能遇到的难题，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更加剧了这难题。破解这难题，需要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社会层面要形成公平的就业环节，消除年龄歧视等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现象；重视终身学习和技能更新的体系；企业要把自身的业务发展与员工的职业发展相协调，营造相互赋能的良好环境。员工要强化职业规划，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保持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让能力成为破解危机的利器。

　　南都：2025年国考年龄要求从35周岁放宽至38周岁，会不会对打破“35岁失业危机”产生一定的作用？

　　赵忠：国考调整有多重的原因，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增长，2024年达到79岁，8个省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国家出台了延迟退休改革；随着教育程度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也在推迟，调整国考年龄是对这些客观现实的回应。从健全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公平的就业环境角度，也应该对不合理的报名和招聘条件进行改革。长远来看，改革会有一个示范效应，岗位招聘归根到底要找到最适合的劳动者，要看应聘者的专业水平、岗位技能、敬业精神等，要考虑岗位的需求，应聘者是否和岗位需求匹配，一些无关劳动生产力的因素不应该纳入到招聘条件。

　　南都：当下的“考公热”，是否会因为改革而更加火热？

　　赵忠：追求能满足自己职业生涯发展，适合自己兴趣爱好的职业是人之常情。现在大家偏好公务员岗位，但从这个社会的就业岗位看，无论大环境如何变化，公务员在任何国家都仅仅是就业岗位的小部分，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进入公务员系统。劳动群体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市场上的就业岗位也非常丰富多元，各行各业都有成功者。

　　企业内卷难以良性发展，劳动者对就业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

　　南都：这些年调休等话题多次引发热议，人们越来越关心自己的休息权，最新智联招聘的一则研究也显示，新一代年轻人更在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日前，智联招聘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新一代年轻人更在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赵忠：社会经济在发展，人的需求也在变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表现在就业领域，劳动者对就业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述，也就是不仅要有工作，还要有质量高的工作，其中工作和生活平衡就是就业质量的一个主要方面，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者的自然诉求。

　　南都：有数据显示，中国人每周工作时长在2025年1月达到49.1小时的历史最高水平，尤其线上随时工作模糊了生活与工作的边界，具体如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

　　赵忠：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让人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我们肯定技术，但是不能滥用技术，公司要约束自身行为，改变管理方式。员工也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包括同事，事实上很多时候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源于同事之间的行为。维护工作和生活平衡，需要大家一道努力。

　　南都：考虑市场效率，企业总会担心完善劳动者休息等权益可能降低效率。

　　赵忠：企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优秀的人才对优秀的企业越来越重要，员工在选择工作机会时，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多维度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要考虑工作的价值，职业发展的机会，工作生活的平衡，以及工作环境是否友善包容，企业必须面临这样的调整。

　　同时，企业应该考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靠人力资本，还是靠科技创新?不同类型的企业会吸引不同类型的员工，匹配的双方会达到最优的均衡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要求所有企业都一样，企业也好、员工也好，都应该问问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这是一个互相选择和匹配的过程。

　　南都：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强调扩内需，人不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如何让人们有时间、有意愿去消费？

　　赵忠：生产和消费相辅相成，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将没有意义。扩大内需，形成消费与生产的良性循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反内卷，如果通过内卷的方法来占领市场，短期有一定效果，但最终会导致宏观环境和企业发展环境恶化，所有企业都不会有太好的发展，落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跳出低水平均衡，需要更大的合力，改变低劳动成本的经营方式，政府出台政策，制定规章，企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发挥劳动关系三方协商协调机制的作用。总的来说，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应该共同推动创造更公平、更稳定的就业环境。这样，对劳动者个人而言，劳动者能拥有更好的生活，从更宏观的维度、更长的周期来看，这也是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保障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举措。

　　南都：有学者提出要进行工时制度改革，包括提升单位时间内的工资水平，这有可能成为改革的着力点吗？

　　赵忠：改革需要多方努力，国家的政策调整；公司的制度设计；落实国家休假制度；员工自己的计划。可能一个与之相关的政策更具备实施条件，就是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执行，最好是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保证制度执行，也能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AI改变就业结构，政府需宏观调控平衡利益

　　南都：近年AI技术突飞猛进，短期内是否会冲击就业甚至替代劳动者？

　　赵忠：每次新技术来临，都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一些旧岗位消失，也有一些新岗位诞生。换句话说，技术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有的是负面，有的却是正面，AI也一样，它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AI对就业的影响有很多讨论，一些劳动者有焦虑，焦虑自己被AI替代，但核心命题还是我们如何使用AI。人的想象力和主体性是不会被取代的，AI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它只有和合适的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仅有AI技术，但是没有落地场景，难以发挥其作用，这就离不开劳动者。

　　南都：怎么应对AI带来的变化？

　　赵忠：对个人而言，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往教育阶段和工作阶段有着明显的分野，但现在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是劳动者，也时时刻刻是学习者。教育体系、职业培训体系如何完善，如何衔接，如何帮助就业者保持竞争力和适应性，是一直在讨论的核心议题。每个人都要逐渐学习适应AI时代，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和技能体系，就像在互联网时代学习电脑知识一样。在应对新的变化时，政府作用非常重要，需要构建AI时代的社会安全网，从制度层面平衡不同劳动群体，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