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在美国“对等关税”实施、贸易环境恶化、外汇市场波动加剧、地缘冲突烈度升级等多重冲击下，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持续承压。展望2026年，全球经济在消除部分不稳定性和不均衡性的同时，又将面临新的变局，各种“灰犀牛”“黑天鹅”风险交织叠加，将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变局一：发达经济体面临滞胀风险

　　在地缘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和“对等关税”的影响下，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IMF、OECD、联合国等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约2.7%—3.1%，较2025年小幅回落。新兴经济体继续成为生力军。尤其是中国、印度、越南等亚洲经济体表现更为亮眼，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持续增强。2026年东亚、南亚和非洲经济增速分别预计为4.4%、5.6%和4.0%。发达经济体增速则普遍较为低迷。美国在AI资本开支与减税政策支撑下，增速约为1.8%—2.2%；欧元区受制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能源成本与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增速为0.9%—1.2%；日本经济则因消费和投资放缓增速预计为0.7%—0.9%。美国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趋冷弱化增长动能。2025年12月美国制造业指数降至47.9，为2024年10月以来最低；美国领先经济指数（LEI）连续第10个月环比下降；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5个月走低；2025年12月非农就业人数仅增加5万人，远低于预期的7万人，一些机构预测2026年底美国失业率或升至4.7%以上，接近触发“萨姆规则”的衰退预警阈值。

图1：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测

数据来源：广开首席产研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胀反弹压力犹存。2026年，全球通胀水平将进一步进入“温和回落通道”，从2025年的3.4%回落至3.1%。为货币政策转向和经济增长修复创造有利条件，但美国等部分发达经济体可能面临通胀反弹压力。究其原因，一是服务价格存在较强粘性。从历史经验看，工资、房租等服务价格具备较强的粘性，使得美国、英国等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尤其是核心通胀水平呈现“易涨难跌”的特征。如果2026年货币政策放松过快，叠加“工资-物价”螺旋上升风险，不排除通胀压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二是关税存在滞后效应。对于美国而言，关税影响在2025年并未完全显现。在关税生效后，美国受影响商品的零售价格上涨并未在2—3个月内立即发生，而是将在随后6—12个月内逐步体现，平均在9个月左右达到传导峰值。因此，对等关税对美国的主要影响有可能要到2026年上半年才会充分体现。在特朗普执政下，新的关税冲突仍有可能再度发生。股市非理性繁荣等因素不仅抬升资产估值，还可能通过财富效应传导至消费端，也将为通胀反弹提供温床。

　　美联储货币政策面临双向速变风险。在上述滞胀背景下，2026年美联储降息前景或存在较大变数，必须考虑两种极端情形：一方面，美联储有加速降息的可能。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已多次对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200—250个基点，以刺激经济和就业增长，并帮助降低美国国债的高额融资成本；同时，明确表示2026年将不会再提名立场偏鹰的鲍威尔继续担任美联储主席，同时还将不遗余力地寻求改变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结构。随着2026美国中期选举到来，美联储承压有可能进一步加大，降息次数有可能超出市场预期的2次左右，幅度可能达到100个基点左右，甚至更高。另一方面，美联储从降息快速转向加息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若美国核心PCE通胀在年中再度反弹至3.5%以上，美联储为避免长期通胀预期脱锚，可能被迫“踩刹车”。历史经验表明，1970年代美联储曾多次在衰退初期降息后因通胀复燃而迅速加息。因此，2026年并非单向宽松之年，而是存在“先降后升”非线性路径的可能性。如果美联储利率政策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大幅波动，势必对全球股市、债市、汇市等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冲击。

图2：美联储三个月平均SOFR利率路径

数据来源：美联储

变局二：大国博弈且战且和

　　中美经贸关系或迎来阶段性缓和。与2025年“对等关税”出台后中美关系的剑拔弩张不同，2026年中美经贸关系将呈总体缓和态势，回归“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常态。从美国角度看，2025年12月，白宫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定位从“最严峻的系统性挑战”调整为“近乎对等的竞争者”，摒弃“全面脱钩”言论，转而强调“减少关键领域依赖”，寻求在“非敏感领域”的选择性合作。此外，2025年10月至12月，美国财长贝森特多次公开承认中国履行了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并寻求合作推动贸易“再平衡”，进一步释放了缓和信号。

　　中方则通过提出“扩大对话、拉长合作、压缩问题”三份清单主动引导合作方向，在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扩大开放，为双边经贸互动提供了清晰路径。2026年，中国将主办APEC会议，美国将主办G20峰会，中美元首还可能有互访安排，高层互动的频繁化为双方在宏观经济协调、贸易规则对接等领域搭建了对话沟通平台，有助于弱化对抗情绪、稳定政策预期。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坚持扩大开放、秉持以合作化解分歧的务实态度，不仅契合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能够吸引更多国际优质资源，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增强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也有利于营造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环境，减少贸易摩擦与政治博弈对经济的干扰，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但需警惕的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阶段性缓和并非矛盾消弭，而是美国对华经贸策略的务实校准。美方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精准封锁”仍将持续，而特朗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的政策摇摆性也可能带来变数。尤其是2026年特朗普政府可能转向更为激进的军事干预手段。由于中国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和利益，同时在台海、南海、金砖国家“去美元化”等问题上，与美国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不排除会再次与美国的霸权和强权政策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进入“高波动期”。一是美国“唐罗主义”战略激进落地。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以“主导西半球”为核心，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单边军事行动外，后续“非常规干预”可能向古巴、墨西哥、格陵兰岛、甚至加拿大等延伸，引发地缘政治动荡。二是美欧跨大西洋联盟裂痕扩大。俄乌战场陷入持久战，战争风险逐步外溢，欧洲对美国战略收缩与单边主义的担忧加剧，主权安全焦虑上升。三是地区军备竞赛加剧。日本大幅提高防卫费，与美国强化军事同盟，在台海、南海方向动作频繁；印巴边境冲突升级，泰柬等国矛盾激化，全球军工产业链东移推动军备竞赛恶性循环。四是多国选举周期叠加。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匈牙利、巴西、哥伦比亚等多国大选举行，政策不确定性贯穿全年，部分国家可能因选举导致政权更迭出现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向。

图3：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已降至10%以下

数据来源：wind，广开首席产研院

变局三：全球贸易环境弱势修复

　　2025年，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和“公平贸易”为由，贸然对全球多国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引发了多国的报复性反制措施，对全球贸易环境造成了重大和深层次的冲击。2025年下半年以来，在各种平衡力量的制约下，全球贸易环境出现了局部修复迹象。2026年这一修复进程有望延续并加快。

　　全球贸易环境结构性修复。一是美国被迫务实调整激进的贸易保护措施。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内通胀反弹、选举政治考量、司法裁决及供应链安全等现实需要的考虑，对外贸易策略出现了一定的战术性回调与务实调整，如2025年下半年逐步降低了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关税税率；通过多轮高层磋商达成共识，与中国缓和经贸关系，同意将现有关税及出口管制措施暂缓执行。2026年，美国不太可能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关税战，并有可能根据国内市场需要逐步撤回一些贸易保护措施或降低其力度。二是多边和区域合作走向深化。除CPTPP不断扩容外，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金砖国家加快推动“本币结算+贸易便利化”落地，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欧盟与印度等自贸协定的谈判将持续推进。这些多边和区域战略合作和贸易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将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新的动能。三是“南南贸易”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新兴经济体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上互补性较强，都有通过“南南贸易”降低对发达市场依赖的共同需要；相较于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规则体系，“南南贸易”更注重灵活性与务实性，在现有WTO框架下更容易达成低门槛、高包容性的贸易安排。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机构预测，2025年“南南贸易”增速将达到8%，显著高于全球贸易平均水平。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26年得到进一步强化，继续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正面支撑力量”。

　　全球贸易仍可能面临新的“破坏性力量”。一方面，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有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策源地。2025年底，作为欧元区双引擎之一的法国多次公开表示，欧洲对华贸易逆差不能再持续下去，但又强调对中国加征关税或实行配额是一种“非合作性”的应对方式。因此，与美国的“关税型”壁垒不同，欧洲更倾向于“规则型”壁垒，即通过制定复杂的技术标准、环境要求、社会责任规范、数据治理规则等国内法规或区域性制度安排，包括《碳边境调节机制》《工业脱碳加速器法案》《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外国补贴条例》等，对进口产品或服务设置隐性准入门槛。其中，《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于2026年初正式生效。这类壁垒表面中立合法，实则可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形成系统性障碍。

　　另一方面，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可能因外部压力或自身利益倒向贸易保护主义。如墨西哥已明确宣布从自2026年元旦起对多个亚洲国家的部分产品征收5%—50%关税。印度、土耳其及部分东盟成员国也表达了2026年“优先保护本土制造业”的倾向，有可能在钢铁、汽车制造、家电、机械、纺织、农产品等领域针对性提高关税，叠加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中的排他性条款，导致贸易规则碎片化趋势加剧，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构成挑战。

　　中国出口有望继续平稳增长。2025年，尽管面临全球需求放缓、贸易环境恶化等挑战，尤其是美国加征高额“对等关税”带来的严峻冲击，出口依然取得了超预期表现，贸易顺差更是首度突破1万亿美元，为稳增长作出了贡献。全年出口同比增长5.5%（美元计价）；出口对GDP的贡献占32.7%，拉动1.64个百分点。2026年，我国出口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势头。从外部环境看，存在一系列有利因素。2026年全球贸易环境有望得到一定修复，中美经贸关系将呈总体缓和态势，全球货币财政双宽松背景下海外需求整体提振，多边和区域合作走向深化，“南南贸易”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等。从自身看，也存在诸多积极条件。包括：中国对美国市场依赖已降至9.55%，对东盟、欧盟等市场出口增长保持较快增速，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和韧性将展现得越来越充分，机电产品（占比超六成）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超四分之一）在出口中占比越来越高等，更多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投资品。预计2026年出口增速或保持在3%—4%，进口增速为2%。净出口对全年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0%，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

图4：中国对三大市场出口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wind，广开首席产研院

变局四：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在降息周期延续、企业盈利温和修复及AI投资增长等动能推动下，2026年全球股市有望震荡上行。但资本流向、估值差异、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加剧全球股市的结构分化。一是美股“结构型牛市”风险升高。2026年，美股将步入“高估值、弱增长、强分化”的新阶段。AI板块虽为长期主线，但美股主要聚焦高端算法、芯片等前沿领域，其商业化路径短期内尚未完全验证，面临技术瓶颈和估值透支风险；同时“七巨头”等头部企业市值集中度过高的问题愈发突出，其股价波动对整体市场影响巨大，一旦业绩不及预期或出现重大负面事件，极易引发市场恐慌，导致泡沫破裂，尤其是无法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盈利的企业股票。此外，美国中期选举、美联储换届等事件也有可能扰动市场预期。整体看，2026年美股将维持“结构性牛市”，但波动率上升，需警惕高杠杆与表外融资暴露的潜在脆弱性。

　　二是其他发达市场表现相对温和。欧洲股市目前估值相对合理，2026年受益于货币和财政刺激、企业盈利温和增长及绿色转型投资等有望震荡上行，但受制于AI投入相对滞后与地缘风险长期集聚，其涨幅或较为温和。日本出口复苏、企业治理改革持续推进，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化改善金融机构盈利前景，叠加新首相促增长政策，将吸引外资流入股市，但日元汇率频繁波动将对出口企业盈利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企业盈利复苏前景和较低利率成为英国股市上涨关键支撑，但生产率低迷、财政空间有限或拖累股市上行。

　　三是新兴市场股市吸引力持续增强。受益于美元走弱、贸易环境结构性改善、估值优势、政策红利及盈利增长潜力等核心驱动力，2026年新兴市场股市有望延续2025年以来的强劲势头，尤其是政策执行力较强、产业竞争力提升、财政纪律相对稳健的亚洲经济体表现更为突出。其中，中国将受益于“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积极宏观政策、AI硬科技突破及国内高水平市场建设不断释放的红利；印度股市估值虽处于历史中高位，且中小盘股存在局部过热风险，但庞大的人口红利、政府积极推动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以及消费市场持续扩张带来的盈利增长潜力仍具支撑；墨西哥、越南、印尼等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重整过程中，也将凭借自身的劳动力成本、地缘和资源等优势，有机会承接更多产业转移，推动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提升，进而带动股市上涨。整体来看，多重支撑因素将推动更多增量资金涌入新兴市场，助力其在2026年取得良好表现。

　　美元维持偏弱震荡态势。2026年，美元或继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除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走低导致美元资产收益率下降外，美元周期、美国政府债务、美元信用、“去美元化”等也是重要推动力量。一是美元处于周期下行阶段。2023年-2024年，由于美联储一再推迟降息和放缓降息节奏，美元指数得以继续在高位长时间波动。但美元上行的动能已被过度透支，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向下将是大势所趋。2026年美元有可能延续2025年下半年的态势，处于周期的下行通道，总体处于弱势。二是美国政府债务加速膨胀弱化美元预期。不断扩张的联邦政府债务已成为高悬在美国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不但将吞噬美国财政和公共政策空间，还将重创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元信用。预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将从2025年四季度的38万亿美元扩张至2026年末的超过40万亿美元。三是“逆市场化”政策将持续动摇美元信用根基。2026年，为实现“美国优先”目标，特朗普政府仍将通过操纵舆论持续施压美联储降息，致使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峻挑战；通过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转移国内矛盾，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元作为稳定结算货币的信任；滥用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导致美元体系风险隐患大幅增加，全球金融体系动荡不安等。这种做法将严重损害各国对美元中性和可靠的信任，迫使市场重新评估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四是全球“去美元化”趋势或进一步冲击美元。“去美元化”已从单一领域的尝试演变为多领域、多货币、多系统协同推进的态势，这将持续削弱美元霸权，进而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美元的需求。2026年，在这一趋势的持续推动下，美元的绝对支配地位将进一步松动。不过，美元汇率还将受到地缘政治、经济基本面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欧元在美元指数中权重占比接近六成，当欧洲经济疲弱明显甚于美国时，欧元相对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可能性会加大。因此，短期内美元指数未必会大幅走弱，可能在95—100区间小幅持续波动。

　　受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差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影响，非美元货币呈分化态势。人民币大概率将延续“双向波动、温和升值”态势，基准情景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在6.7—7.0区间波动。2026年上半年，随着欧央行降息止步，欧元或短暂测试1.20；但下半年随着欧元区增长疲软，可能小幅回落。2026年，在美联储降息和日本央行加息的政策错位推动下，日元有望保持一定的升值幅度，但日本财政赤字高企、通胀结构性不足等将限制日元大幅走强。

　　黄金价格高位震荡并偏强。本轮黄金价格上涨的重要信用制度因素是美元关键货币地位的削弱和因此而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近年来，美元信用持续削弱，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下降，但其他主权货币尚不足以支撑“大局”，黄金凭借其零信用风险的巨大优势获得了国际市场更多投资者的青睐。展望未来一个时期，地缘政治风险此起彼伏、国际经济矛盾冲突不断、各国货币政策总体偏松、美元信用长期走弱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重要变量将通过需求扩张驱动黄金价格中长期上涨。但2026年也存在地缘政治风险缓和、降息预期落空或逆转、美元阶段性反弹及ETF资金流出。综合全球主流机构观点，2026年黄金价格走势可概括为“高位震荡、整体偏强、涨幅收窄”，基准目标区间主要集中在4500—5500美元/盎司，但不排除因估值高位和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出现技术性调整，极端情景下存在15%—20%的回调风险。

图5：伦敦市场黄金现货价格（美元/盎司）

数据来源：wind，广开首席产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