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全年经济数据发布。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4018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

　　这一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2025年社零增速、固定投资增速、出口增速分别为3.7%、-3.8%、6.1%，出口顶住压力创新高，但内需仍有不足。

　　“国民经济运行顶压前行、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对于过去一年的经济表现，我会用‘稳、进、新、韧’这四个字来作简要概括。”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近两年GDP季度同比增速（图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进入2026年，中国经济巨轮驶向一片新的海域，而在这片海域里，内外部共同编织出了一幅复杂图景：外部，地缘冲突的阴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造成的壁垒、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内部，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消费就业物价等民生问题不容忽视。

　　全球大变局、国内社会经济各领域正经历系统性变革之下，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该如何定？增长动能是什么？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解决？

　　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于日前专访了洪略全球智库理事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

　　2026年经济目标或仍为5%左右

　　时代周报：在内外压力交织的背景下，你如何看待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

　　徐洪才：我预计，2026年中国仍然会提出5%左右的增长目标。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过去两年，我们都如期实现了5%左右的增长，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惯性。其实国际机构的预测相对更保守，比如有机构预测2026年中国GDP增速在4.8%左右，但这种预测往往是“年初偏低、年底上调”，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更重要的是，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各地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年之计在于春，全国两会之后，各地都会围绕新的周期展开布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一个具有引导意义的目标，本身就很重要。

　　从实际运行看，我判断2026年的真实增速可能在4.8%—5%之间，略低或略高都属正常。但“5%左右”这个目标，本身具有稳定预期、凝聚共识、引导行动的意义。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经受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也展现了足够的韧性。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持续发力的背景下，再加上产业链本身的韧性和创新能力的积累，我认为5%左右仍然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

　　时代周报：除了GDP增速之外，哪些指标比“增长”本身更值得关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但其实非常关键的数据？

　　徐洪才：我认为，至少有三类指标值得关注。

　　第一类，是物价相关指标。去年10月开始CPI已经回正，这一点非常不容易。2026年会继续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就是把通胀水平稳定在合理区间，至少先回正。其实不是单看CPI，也要结合PPI一起看。我认为真正反映宏观价格水平的，是GDP平减指数，它涵盖了所有商品和服务。

　　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压力，其中包括需求不足、预期偏弱。逆周期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价格体系“回正”。这不是为了制造通胀，而是避免经济陷入低迷循环。

　　第二类是就业指标。过去几年，就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房地产调整、外贸波动、结构性转型，以及人工智能替代部分岗位。增长、就业、物价三者之间高度联动。只要经济运行保持稳定，就会创造就业；就业改善，收入预期才会稳定；预期稳定，消费才会回升。

　　第三类，是国际收支与金融稳定指标。这关系到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从当前环境看，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对我们反而是利好。中国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宏观调控工具也比较完备，这一块我并不特别担心。

　　综合来看，未来宏观政策的关键，是要在增长、就业、价格与稳定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这比单一的增速数字更重要。

　　时代周报：当前消费仍然偏弱，你认为症结主要在哪里？应当如何修复？

　　徐洪才：消费偏弱，本质上不是人不愿意花钱，而是收入预期不足、保障不充分、场景不够丰富。

　　从结构上看，有几类群体的潜力尚未被激活。

　　一是低收入群体。这就涉及到社会保障和兜底机制的问题。我多年来一直呼吁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希望通过“小步快跑”的方式把农民的基本收入提升。同时通过更有力度的结构性政策，让低收入群体“敢花钱”，是稳定内需的重要基础。

　　二是老年群体。现在60岁左右的一代人，既有时间，也有一定积蓄，但能买到的高质量服务并不多。

　　三是消费场景不足。夜经济、文体活动、演出赛事、休闲娱乐，本身就是重要的消费载体。规模化消费、群体性消费的潜力非常大。

　　从更深层看，消费问题的背后，是就业、收入与预期。如果中小微企业缺乏活力，民营经济信心不足，居民对未来缺乏确定性，再多的刺激政策，效果可能都会打折。

　　创新是真正可持续的动能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2026年最具确定性的增长动能，会来自哪些领域？

　　徐洪才：从根本上说，创新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动能。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多个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基础。下一步，关键在于协同创新，由产业链链主企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上下游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形成产学研合作，把技术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对于重大战略性技术，仍然需要国家层面的力量集中攻关。但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否规模化应用。

　　以人工智能为例，它的应用空间几乎是无限的，但想要真正形成经济拉动，必须与传统产业升级结合。比如在农业方面，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把城市的过剩资本与农村资源结合起来，培育现代农业组织体系，农业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在工业领域，先进制造、数字化转型、新型工业化，这些都是确定性方向。

　　此外，还有一个常被低估的领域：服务业。今天，物质消费已经高度饱和，但服务供给明显不足。人们真正缺的，是更好的文化、娱乐、健康、养老、体育等服务。服务业的潜力，在于它既能创造就业，又能直接拉动消费，是最贴近民生、也最具扩张空间的领域之一。

　　时代周报：新技术革命和新质生产力，是否已经具备“托底宏观”的能力？AI、先进制造、绿色转型的实际拉动效果，应当如何评估？

　　徐洪才：目前我认为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接近50%，而且还有很大潜力。

　　在一些重点区域，比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地区，它的带动效应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看到，一些中国的创新产业集群，已经在世界名列前茅。

　　但我一直强调一句话：技术本身不是生产力，应用才是。我们在芯片、算力、新基建上投了很多钱，但如果这些东西高高在上，只服务少数大企业，而没有进入中小微企业，没有进入传统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它的宏观拉动效应就会被严重低估。

　　有些地方建了投资上百亿的算力中心，但真正重要的是让这些能力下沉。在我看来，政府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服务中心真正下沉到中小微企业，让他们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加快发展。

　　时代周报：当前“供强需弱”的矛盾，在2026年会以何种方式演化？它是阶段性问题，还是将成为一段时间内的常态？

　　徐洪才：我认为“供强需弱”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中长期问题。

　　供给过剩、部分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这在未来几年都会存在。短期内，逆周期调控可以起到对冲作用，比如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托底，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改革。

　　这一次改革，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容易改的，基本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比如营商环境。大家都在讲，但真正做到“公平竞争”，对民营经济全面开放，难度很大。在不少领域，国有企业仍然处于垄断地位，民营资本进不来。现在一些地方在尝试，比如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逐步引入民营资本，这个方向是对的，但过程会很漫长。

　　再比如财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之间责权利不匹配，地方承担大量公共事务，但财力有限，债务压力不断积累。中央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建立更加均衡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