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近日召开，会议围绕“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能力”作出重要部署，将“加强虚拟货币监管”与“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列为重点工作。这一举措释放出鲜明的金融科技监管信号。

　　为金融监管定调

　　会议明确了虚拟货币交易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需坚决遏制其投机性与风险传导。虚拟货币是指非货币当局发行的数字化形式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相关交易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虚拟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坊等）因其非法定性、高度匿名性及跨境自由流动特性，逐渐成为洗钱、非法资本跨境转移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技术暗渠”。这类货币游离于传统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交易过程难以追踪，资金流向隐蔽，为不法分子提供了规避监管的通道，严重威胁金融安全与稳定。同时，虚拟货币的投机属性与市场波动性可能引发金融风险跨市场、跨区域传导，甚至削弱主权货币的支付功能，冲击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计价与结算地位，对国家货币主权构成潜在挑战。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认为，强化虚拟货币监管不仅是维护金融秩序、打击金融犯罪的必要举措，更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必然要求。其核心目的在于“阻断投机资本通过虚拟货币市场形成的风险虚循环”。

　　相比之下，数字人民币作为由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定数字货币，其创新设计融合了前沿科技与金融治理智慧，展现出显著区别于传统货币的独特优势。在隐私保护层面，它采用“可控匿名”机制，既确保交易双方身份信息在合法监管框架下得到必要保护，避免过度暴露个人隐私，又通过可控性设计满足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合规要求，实现了隐私权与公共安全的平衡。在功能拓展上，数字人民币具备“可编程”特性，能够嵌入智能合约技术，这一创新使得财政补贴、绿色金融等政策资金的投放更加精准高效。

　　央行“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战略部署，本质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石，构建一个安全、高效、开放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不仅为公众提供了更便捷、安全的支付选择，还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合规载体，促进了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货币流通、政策实施及金融生态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会议强调了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合规性与基础性地位，并着力推动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强调，要“从严实施支付机构穿透式监管和支付业务功能监管”，要求支付机构创新必须符合监管规则，杜绝违规操作。

　　为创新厘清边界

　　然而，从严监管并非限制金融科技创新，而是以监管为边界，引导创新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在田利辉看来，强化监管并不等于否定区块链类的底层技术，而是通过“监管沙盒”之类的方式，在防范“脱实向虚”风险的同时，为真正的技术创新厘清边界和方向。

　　“强化虚拟货币监管+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组合拳释放了央行“破立并举”的政策导向。“破”的核心在于取缔非法金融活动，通过严厉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系统性清除脱离实体经济的“伪创新”。这类“伪创新”往往以技术外衣包装投机本质，例如虚拟货币期货、杠杆交易等衍生品，其高波动性、低透明度及跨境洗钱风险极易引发市场恐慌，甚至通过资金链传导冲击传统金融体系。

　　“立”的着力点在于引导合规创新方向，以数字人民币为法定数字货币载体，构建“合法、安全、可控”的价值流通体系。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不仅提供了主权信用背书的技术工具，更通过智能合约、可编程性等特性，为金融科技开辟了合规赛道。

　　在真实世界资产（RWA，如债券、农产品、碳排放权等）上链的探索中，数字人民币作为核心结算工具，可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资产确权、交易溯源和资金闭环管理。这一模式将实体资产转化为可分割、可交易的数字凭证，通过透明化操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资产流动性，从而盘活存量资源、优化配置效率。

　　在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中，数字人民币同样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场景与市场前景。通过智能合约技术，数字人民币可实现交易资金的自动清算与定向支付，确保资金安全直达交易对手方，显著提升大宗商品贸易的结算效率并降低操作风险。同时，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潜力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大宗商品贸易提供了安全高效的清算方案。随着数字人民币在供应链金融、绿色贸易等领域的深化，其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应用将进一步扩展，推动交易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

　　央行通过“破立并举”的监管导向，清晰划定了金融科技创新的“红线”与“赛道”：任何创新都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需求，更不能突破监管框架。正如监管层反复强调的，“金融科技的创新必须锚定实体经济需求，脱离实体的投机性创新终将被市场和监管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