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周汉民在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主要源于三大结构性根源。

　　第一，全球增长动能长期走弱且高度不均衡。全球潜在增长率较本世纪初明显下降，发达经济体受人口老龄化和投资回报率下行制约，新兴经济体则面临债务约束和发展空间被压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低增长并非同步发生，而是呈现高度分化态势，进而放大了全球体系的协调难度。

　　第二，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低容错状态。在高利率、高债务与高不确定性叠加的背景下，全球金融体系的缓冲空间明显收窄。风险未必以全面危机的形式爆发，更可能局部爆发并跨市场传导，从而加剧系统性不稳定。

　　第三，地缘经济逻辑正在取代效率逻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部分国家将贸易、投资、科技和金融相关政策系统性地工具化、武器化、政治化，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全球经济运行从效率优先转向泛安全导向，其结果并非简单的去全球化，而是形成一种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碎片化程度更高的新全球化模式。由此带来三类风险：一是全球规则供给不足，旧规则难以覆盖新问题；二是预期锚弱化，市场长期预期趋于短期化，人们难以作出长期规划；三是全球经济进一步碎片化，运行成本被系统性抬高。

　　中国如何应对？周汉民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角色是预判各类风险，通过自身的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稳定性。中国将提供四个层面的确定性供给：

　　一是在宏观层面提供增长确定性。通过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保持中高速、可持续、可预期的增长。

　　二是在产业层面提供供给确定性。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优势不再局限于成本，不能再固守“物美价廉”的认知，而在于完整的工业体系、持续迭代的技术能力以及可供规模化应用的场景。凭借这些优势，中国能够在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为全球提供稳定且可复制的供给能力。

　　三是在制度层面提供规则确定性。通过持续推进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借助区域和多边合作降低制度摩擦成本，尤其要反对以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的言行。

　　四是在金融层面提供稳定锚。通过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多元的风险缓释选择。

　　周汉民表示，总的来看，2026年的世界经济并不缺乏资本与技术，真正稀缺的是稳定性、可预期性和可信赖的制度供给。中国的责任不仅是努力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更要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提供确定性、连续性和可合作性。这既是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体系走出结构性困境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