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到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到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从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到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中国经济发展历经并创造了丰富多彩、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面临的突出矛盾，提出的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的重大举措。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放在2026年经济工作“八个坚持”重点任务的首要位置。新时代新征程，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把握以内需主导为基本取向、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紧迫性，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第一，因应形势变化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是保持增长活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各国或各大经济体都会在既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依据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要求，通过确立资源配置方式，建立金融、贸易和财税体制及其他相关经济政策体系，形成适应特定发展环境、服务发展目标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方式逐渐稳定成型，就成为具有一定特色的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反映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底层逻辑。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仿照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注重积累、压低消费、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对国际市场参与程度很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尽快赶上时代发展步伐，改革城乡经济管理体制，激发和释放发展活力，并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供给能力显著提升。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循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跃升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外需拉动作用显著的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发生巨大变化，外部环境也更加严峻复杂，对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调整要求。

　　经济发展模式要因时因势而变。经济发展模式是国情特点和发展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服务于特定的发展目标。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形势会采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努力探索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但实践中，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以及高投入、高消耗和对外依存度偏高等问题，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促使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同在沪外国专家座谈时指出：“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依靠投资驱动、规模扩张、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空间已越来越小，必须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不会一蹴而就。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涉及认识观念更新、政策措施调整、传导机制完善，以及各方面的协同一致等，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感知发现问题到开启转变进程，再到真正实现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新形势下，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需要科学把握供需关系等宏观经济形势演进态势，及时出台政策措施并完善传导机制，注重经过反馈检验政策效果，不断增强各方面政策措施的协同一致性，形成推进系统性转变的强大合力。

　　第二，内需主导作用发挥不充分，是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正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互动，形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推动经济发展在波浪中前进。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生产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内外部需求都很旺盛，甚至阶段性出现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由此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外需依然保持高位，在为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反映出国内需求偏弱的现实。

　　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并进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需求是经济运行和发展长期面对的重大命题。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强劲外需催生庞大产能。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连续15年保持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们有220多种产量位居第一。其中，生产的粗钢、水泥、电解铝占全球产量50%以上，光伏组件和风电装备分别占全球的80%以上和70%，新能源汽车产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代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的“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占比超过40%，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快速、低成本满足全球需求的能力不断提升，既是努力奋斗的成就，也是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

　　但也应当看到，面对如此巨大的供给能力，如何形成并保持充足的国内有效需求，对实现国民经济循环顺畅、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在生产供给端展现出的韧性越强劲，意味着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就越重要。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有8个年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00%、4个年份超过90%。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从投资需求看，受房地产投资下滑影响，2025年1月至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7%。其中，民间投资下降4.5%，民间投资占比降至48.6%。从消费需求看，2025年1月至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低于2020年前8%以上的水平。内需作为主动力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但也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超过1.3万美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日益雄厚，未来还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加力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巩固保持外需韧性，一定能够形成体现比较优势变化、适应外部环境、更具增长韧性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三，激发内生动力，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新时代新征程，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重点是内需主导，抓手是消费拉动，关键在于形成内生增长的长效机制。

　　从战略高度认识把握内需主导。经验表明，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和产业配套能力优势突出，人均国民总收入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具备进一步向内需主导转型的条件。与此同时，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时间短、历史积累有限，人均资本存量还比较低，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无论投资还是消费都有很大增长空间。发挥好强大国内市场、完整内需体系和顺畅国内循环的支撑作用，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对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能力、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对于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充分发挥消费拉动作用。消费是生产的动力，也是生产的目的。消费受制于收入水平，也受消费环境、政策和心理预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与投资相比，消费是内需中的“慢变量”。充分发挥消费拉动作用，可围绕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行系统设计，建立并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比如，通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合理缩小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通过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教育、托育、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体系，消除消费后顾之忧；通过清理汽车、住房和服务消费等领域限制消费政策，大力发展交通通信、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积极培育基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十五五”时期，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都离不开一定规模的投资。投资既是当期的现实需求，又能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劳动收入，为未来的消费提供基础。

　　首先，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创新投资理念，优化完善投资路径，将更多资源投向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中，补强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改善民生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塑造核心竞争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同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其次，要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发挥重大工程牵引带动作用，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有效带动社会投资。

　　再次，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落实好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核电等领域重大项目，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新技术、现代服务等新赛道拓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

　　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内生增长强调知识积累、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等内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作用，强调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卡点、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撑作用，共同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稳定力量。

　　一方面，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并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

　　另一方面，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壁垒障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组合，提高要素利用水平和产出效率，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持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史育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