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回望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传统到数字的发展历程，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智慧，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精神轨迹。

　　我个人的电影创作之路，也是跟着时代发展同步开始的，1978年，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从此就算入了行。从最初的摄影师到后来的导演，从早期充满探索精神的文艺片，到后来尝试的各种院线类型片，我的创作历程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紧密相连。回顾自己的人生和创作，总结一些作品成功的经验，我深深感到：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创作，必须植根于现实土壤，必须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在创作实践中，观照现实是电影工作者的重要使命。首先在题材选择上，就要坚持从社会现实中汲取灵感。比如《第二十条》，我就尝试将喜剧幽默引入严肃的法治题材，寓教于乐，让观众在笑声中悟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让法律条文散发人性温度。这样的创作尝试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要善于发现时代进程中的点点滴滴，既要有个性的艺术表达，又要有贴近普通人的视角，展现大时代下的个人命运，讲好百姓故事，观众才爱看。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我始终觉得要重视探索院线商业电影和艺术片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导演，更要有意识地去尝试这两者的结合，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

　　任何一个国家，谈到电影产业都离不开院线电影的繁荣和发展。我就是以这样的认知，去探索和尝试自己的创作。如当年的《英雄》便是例子。近年来，我又通过《悬崖之上》《狙击手》《满江红》等作品，尝试了悬疑、战争、喜剧等多种类型，在类型框架内注入人文关怀，传递正能量，探索电影叙事新方式。这些实践让我有了很多感受，也锻炼了自己的综合能力。

　　回望历程，一代代电影工作者铸就辉煌。从郑正秋、张石川到夏衍、蔡楚生，再到第五代及新生代，再到一代一代更年轻的创作者，中国电影的精神血脉在传承中绵长延续。面对新的历史方位，作为亲历者，我深感责任重大，电影工作者需要既坚守个人的艺术理想，又承担社会的文化传承使命。

　　我是28岁上大学，32岁才毕业，因为起步晚，更感到青春和时光的宝贵，所以个人的经历让我在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一直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人。在各个层面，我们团队都可以说是年轻人最多的创作团队之一。无论是电影、各类舞台艺术、大型室外表演，还是国家级的大型演出活动，我都选择和招募很多年轻人，在创作的同时对年轻人“传帮带”。我还曾经在湖南大学带过几年“大型演出活动”的博士生。现在中国大型演出活动的中坚力量和大批年轻创作者，很多出自我们“双奥”团队。第十五届全运会的开闭幕式上，就有许多跟我干过的年轻人。

　　我除了积极支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葱计划”等青年导演扶持项目，自己也担任一些新导演开刃作的监制从而支持他们的创作。

　　我始终认为，中国电影的未来，不靠我们这些所谓的“大导演老导演”们，而是要靠无数的年轻导演、年轻演员、年轻的“编导摄美录服化道”们。他们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我们的电影事业才会兴旺发达。少年强则中国强，唯有年轻人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