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李德尚玉北京报道

　　当一家钢铁企业开展超低排放改造，当新能源车企对全球供应商发起碳足迹排查……这些“双碳”引领下的企业微观气候行动，迎来统一的政策标尺。

　　12月25日，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外交部等9部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以下简称《气候准则》）。《气候准则》是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中的第一个具体准则，自今年4月底公开征求意见至今，终于“靴子落地”。业内认为，这是我国向统一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迈进的一大步。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表示，现阶段将《气候准则》定位为试行文件，明确在实施范围和实施要求作出规定之前，由企业自愿实施。

　　“综合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和披露能力，财政部将坚持准则制定和实施分开的原则，不采取‘一刀切’的强制实施要求。后续将采取区分重点、试点先行、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的策略，从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扩展，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扩展，从定性要求向定量要求扩展，从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扩展。”该负责人表示。

（图源：财政部官网）

　　《气候准则》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建设从“总体框架”迈向“具体议题”的纵深推进。

　　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组成。总体目标是，到2027年，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及应用指南相继出台；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

　　“气候议题是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中基础性最强、紧迫性最高的核心领域。”前述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那么，作为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中的第一个具体准则，《气候准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该负责人表示，从主要内容来看，《气候准则》除总则和附则外，分为四个部分，即治理、战略、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和目标。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主任刘轶芳表示，以上四个部分与国际准则IFRS、TCFD保持了一致性。

　　具体来看，刘轶芳表示，在治理层面，《气候准则》没有停留在“有没有治理机构”的层面，而是深入到治理机构或个人的职责权限、专业能力、工作方式等好不好的层面。

　　此外，在战略层面，《气候准则》特别强调了气候韧性评估。这一要求颇具前瞻性，它要求企业不仅要关注眼前的风险和机遇，更要站在不同气候情景下审视自身的长期生存能力。这种“压力测试”式的披露要求，将促使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适应。

　　刘轶芳表示，在风险管理层面，《气候准则》强调了整合性。在指标和目标层面，《气候准则》体现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思路，既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这样的硬性指标，也有气候目标设定与进展监控这样的定性要求，为企业提供了灵活而又有约束力的披露框架。

　　前述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统一规范的披露信息将破解“洗绿”、“漂绿”难题，引导资本精准流向低碳项目，为转型融资提供可信依据，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对此，一位深入了解国际、国内准则制定的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气候准则》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与沟通成本。当前上市公司为对接国际ESG评级机构已承担高额隐性成本，投资者对气候相关信息的需求客观存在，企业要么按公开标准主动披露，要么被动接受第三方评级——而第三方评级的模型、逻辑往往不对外公开，企业难以针对性优化。

　　“《气候准则》的出台为企业提供了自主、负责任传递信息的机会，披露标准完全公开透明，企业可主动呈现自身气候行动与风险应对，直接获得市场认可。”该人士对记者表示。

　　《气候准则》中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分类披露报告期内产生的温室气体绝对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随着《气候准则》正式落地，哪些企业最受影响、该如何应用好这一政策工具？

　　从受影响企业来看，前述业内人士也对记者表示，A+H股上市公司是核心群体。“香港已明确ISSB准则采纳路线图，2028年1月1日起恒生指数成分股强制实施，2029年1月1日起覆盖全部2500家香港主板上市公司。”

　　该人士分析称，香港准则与ISSB准则差异极小，仅将“International”改为“Hong Kong”、实施日期从2024年1月1日调整为2025年8月1日，《气候准则》的出台意味着A+H股公司无需应对两套差异较大的标准，合规压力显著降低。

　　“气候披露的确对很多企业来说具有很大挑战性，比如金融企业要披露范围3第十五类‘投资’的温室气体排放，即投融资的碳排放。”兴业碳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研究员钱立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总体来看，国内外金融机构碳核算方法学与信息披露虽然基本形成了一致的总体逻辑框架，但针对范围3投融资碳排放核算仍有多个关键问题，如资产分类、核算范围、归因因子选择、数据来源与质量、披露要求等，在不同标准框架之间存在差异。

　　钱立华特别指出，金融机构投融资的碳排放实际上来源于投融资的企业和项目的直接碳排放，因此只有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碳核算工作有效开展起来，金融机构才可能进行规范、准确、可比的投融资碳核算，因此金融机构投融资碳核算注定是一个逐步探索、循序渐进的过程。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部分国家气候政策反复为国际合作带来挑战，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主要经济体的气候承诺与实际行动。

　　“在此背景下，《气候准则》的出台恰逢其时，向全球释放了中国坚持推进气候治理、稳定市场预期的明确政策信号。”财政部首届可持续披露准则咨询专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指出。

　　马骏表示，中国始终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既重视风险防范，更注重通过政策引导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构建起“机遇培育+风险防控”的双重发展格局。

　　今年9月，我国宣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钱立华表示，《气候准则》在气候相关情景的要求中从“是否有与最新气候变化国际协议、国家承诺相一致的气候情景”修改为“是否有与最新气候变化国际协议、国家战略规划、国家自主贡献相一致的气候情景”，与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和新NDC目标相一致。

　　“《气候准则》积极吸收国际成熟经验，在结构上与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趋同，保障了国际可比性，推动国内外披露语言相通，降低企业跨境经营与融资成本。”前述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指出。

　　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随着气候信息披露日益成为影响金融稳定、投资决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全球主要经济体及相关国际组织正加速推进可持续披露准则的一致性应用。《气候准则》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制度贡献，立足我国发展阶段与现实条件，结合中国实际设置披露框架、明确温室气体核算方法等要求，确保准则切实可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刘轶芳表示，短期来看，《气候准则》将引导企业更加重视气候议题，建立和完善气候相关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流程。这将是一个“从0到1”的突破，对于提升企业气候意识和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中期来看，准则将促进气候相关信息的质量和可比性提升，为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发展提供数据支撑。长期来看，准则将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独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