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增长中两个变量或被市场低估。

　　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来年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这次会议在“十四五”圆满收官与“十五五”开篇布局的历史交汇点上，明确了2026年中国经济的工作重点。

　　在此背景下，新京报贝壳财经推出“首席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列专访，深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明晰2026年重点工作任务。本期对话嘉宾为国联民生首席经济学家兼宏观首席分析师陶川。

　　陶川指出，“创新驱动” “培育壮大新动能”主要集中体现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产业升级动能等三个层面，其中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是可以“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未来产业，包括但不限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

　　“预计2026年将呈现‘长短结合、有主有次’的政策调节节奏”

　　新京报贝壳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此背景下，如何评估当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剩余空间？2026年的调节节奏如何把握？

　　陶川：“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结合，标志着宏观政策框架的一次重要升级。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应对短期波动，更要兼顾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因此政策空间和节奏的把握有了新逻辑。

　　对于财政政策，关键在于“结构优化”而非总量扩张。“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是“十五五”规划中强调的内容，考虑到政府债务率的约束，预计2026年赤字率目标的调整空间有限。同时，财政支持不仅将通过预算内适度扩张实现，也将通过预算外渠道（如支持化债、优化企业债务结构等）协同发力。

　　值得关注的是，财政将从简单的总量“加力”，转向更注重效率的“提效”、更加“投资于人”。基于消费的财政乘数显著高于投资的实证逻辑，财政资源将更大幅度地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直接改善民生、激发消费潜力的领域倾斜，实现财政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对于货币政策，以史为鉴，若将“跨周期调节”纳入考量，那么降准降息的空间将更趋审慎。因此，货币政策的主要空间将体现在结构性工具的深度运用上，以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同时，“金融强国”战略要求货币政策更加 “以我为主” ，这也为我们独立自主地运用政策工具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预留了空间。

　　整体来看，预计2026年将呈现“长短结合、有主有次”的政策调节节奏。“逆周期”调节会及时响应经济波动；而“跨周期”调节将专注于化解债务结构、推动产业转型等中长期深层问题。在此过程中，也会更强调货币与财政的深度协同（如国债买卖的常态化）。

　　“未来政策将更集中地对改善‘低通胀’环境发力”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年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怎么看待？这对普通人会有哪些影响？

　　陶川：持续的“低通胀”环境不仅抑制了企业利润与投资意愿，也削弱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动力，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因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物价合理回升”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实属意义非凡，标志着未来政策将更集中地对改善“低通胀”环境发力。

　　将“物价合理回升”纳入货币政策考量，有利于重塑市场对价格下行的预期，通过修复企业定价能力、改善企业盈利，进而刺激投资和就业，居民工资收入的基础也将更为稳固。在消费方面，稳定的物价预期能减少观望情绪，有助于释放购房、购车及服务等领域被抑制的需求，从而促进消费。最终形成“企业盈利-工资增长-消费提升”的良性循环。

　　新京报贝壳财经：会议明确“坚持内需主导”。在此框架下，你预计2026年消费、投资、出口将分别呈现怎样的态势？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

　　陶川：在“坚持内需主导”的框架下，我们对2026年的总体判断是 “出口进、消费稳、投资缓”：“出口进”，是指出口将继续展现超预期的韧性，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外力。这并非传统动能的简单重复，而是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

　　“消费稳”，意味着消费引擎将实现“稳中有进”的切换。政策重点将从2025年依赖“以旧换新”等可能会透支未来需求的短期刺激型政策，转向构建更具持续性的增长体系，核心在于拓展与深化服务消费。同时，“十五五”规划首次明确设定 “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 的目标，消费在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制度性加强。“投资缓”，则是对三类投资更趋理性增长的描述。

　　制造业投资因企业出海加速，增速中枢可能温和下行；基建投资在财政资源更多向民生和化债倾斜的背景下，可能难以回到过去的高增长；房地产投资则处于“防风险”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导向下，其对经济的直接拖累幅度预计将进一步收窄。

　　不过即便如此，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指引下，至少明年一季度“稳投资”政策意图明确，投资有望成为支撑明年“开门红”的主要亮点。后续关键在于政策“愿望清单”能否如期兑现、向实物工作量有效转化。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正在从过去多年的“投资与出口”双轮驱动，转向“消费与出口”双核平衡的新格局。 投资的角色，正从拉动总量的“引擎”，更多转变为优化结构、服务国家战略、弥补短板的关键“赋能器”。

　　“在这轮浪潮中更值得期待的，是‘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未来产业”

　　新京报贝壳财经：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根本，从短期刺激与中长期制度安排来看，哪些政策工具最能有效提升居民实际收入与消费信心？

　　陶川：在“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政策指引下，可以对居民消费率进行一个简单拆分：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居民收入/GDP），前者反映消费意愿，后者反映消费能力。

　　因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多是保障居民消费能力，并非代表居民消费意愿或消费信心的真正激活。

　　当前政策思路关键在于采取“短期以提升意愿为核心突破口，中长期以增强能力为根本保障”的阶段性策略。主因在于，当前我国消费的主要矛盾是居民意愿仍有提升空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并未明显落后其他国家，但消费意愿却存在显著差距——主要发达国家消费倾向普遍超过90%，而我国仅为65%左右。在收入创造能力未显著落后的情况下，居民更倾向于将收入留存而非转化为消费，构成了消费率提升的关键制约。

　　新京报贝壳财经：会议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在你看来，新动能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哪些产业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

　　陶川：“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动能”的背后，并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产业升级与市场拓展协同并进的系统工程。它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产业升级动能，其路径清晰务实，即培育壮大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二是通过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对传统产业进行“新质+”改造；三是以消费升级、特别是服务消费扩张为代表的内需动能，其中文旅、康养、教育、医疗等高品质服务领域也需要创新，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动能。

　　在这一轮浪潮中更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是可以“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未来产业，它们可以促使中国在关键领域上抢得先机、占据主动，包括但不限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

　　“经济增长两个可能被市场低估的变量：出口的韧性和消费的结构性升级”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期世界银行、IMF及多家国际组织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你怎么看？2026年我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变量有哪些？

　　陶川：国际机构上调预期，是对中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与政策支持的认可。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关键在于两个可能被市场低估的变量：出口的韧性和消费的结构性升级。

　　首先，出口远不止是数据上的净出口贡献。据我们研究，当实际出口增速跑赢GDP时，其通过带动制造业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二次拉动效应巨大，2024年以来实际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实际贡献可能高达40%-50%。2026年，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布局、开拓东盟及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有望继续保持韧性，成为增长最重要的外部支撑。

　　其次，消费的潜力在于结构转型。当前社零增速已不能作为整体消费态势的唯一参考，原因在于其主要衡量商品消费、未充分涵盖服务消费与政府公共消费等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未来消费增长将在两个维度展现潜力：其一，在“投资于人”的政策指引下，财政支出将持续向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推动政府消费规模扩张；其二，“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的“居民消费率明显提升”目标，将为居民消费提供明确的增量指引。

　　故此，即便在后续社零数据可能持续承压的局面下，“藏在幕后”的服务消费及政府消费也有望保持稳健增长、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