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伟，经济学博士，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侯倩楠（通信作者），管理学博士，申万宏源研究所宏观分析师

　　屠强，申万宏源研究所资深高级宏观分析师

　　近年来，“内卷”一词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核心词汇，它不仅指代企业为争夺有限市场而进行的无序竞争，更反映出价格低迷压力、产能利用率偏低、企业盈利受损以及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等一系列挑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与转型升级。

　　与以往的供给侧改革相比，本轮“内卷”的成因更为复杂、表现形式更为多元。其深层根源在于经济转型期新旧动能分化，以及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而进行的同质化和无序竞争。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论证“反内卷”政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为相关部门优化产业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二、本轮“反内卷”政策的演进过程

　　（一）高层会议针对“反内卷”持续发声，政策决心不宜低估

　　2024年下半年起，高层会议针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发声，“反内卷”决心不宜低估。2025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时，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为“反内卷”划定了具体行动路线。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就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同日，《求是》发表《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一文，将“内卷式”竞争定义为经济主体为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投入大量精力资源却无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表1）。

　　（二）本轮“反内卷”站位更高、覆盖面更广、协同性更强

　　梳理本轮“反内卷”政策脉络不难看出，与2015年供给侧改革不同。首先，本轮“反内卷”站位更高，政府与业界对“反内卷”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

　　其次，本轮“反内卷”覆盖面更广，地方政府、企业、居民或均在讨论范围内。再次，本轮“反内卷”协同性更强，更突出政策与市场机制配合，更注重区域治理。本轮整治中，行业自律与市场机制或更受重视；或通过绿色化、智能化政策支持，淘汰落后产能、改造低效产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市场有序竞争的双重目标。

　　最后，本轮“反内卷”明确将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列为核心任务。

　　三、本轮“反内卷”的宏观背景与行业特征

　　（一）“反内卷”重在打破价格、收入、消费的螺旋式“收缩”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物价持续走低压力。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实际GDP同比增速基本稳定，而GDP平减指数大幅下滑至负数区间，2025年第二季度低至-1.3%。其间PPI同比连续33个月负增长，2025年6月PPI降至-3.6%，为2023年8月以来最低值。PPI持续负增长也对CPI构成压制，目前CPI同比下行至0%附近。

　　从产能利用情况看，工业产能利用率自2021年第二季度的78.4%持续回落，2025年第二季度降至74%。结构上，中下游产能利用率回落幅度更为显著，其中化学原料、电气机械、汽车、食品业均在76%临界值以下。目前上游采选、原材料固定资产周转率下行至历史分位数30%～40%附近，而中游机械设备和下游现在处于历史最低位。细分领域中，纺织服装、玩具、家具、计算机通信等行业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下滑明显（图1）。

　　企业“内卷式”投资导致成本压力明显上行，企业盈利受到挤压。拆分行业结构看，中下游行业利润增速普遍偏低，相比之下，有色采选、非金属采选等上游行业利润增速为正。从影响因素看，企业盈利走弱，但下游制造业投资却持续保持在10%左右较高水平，导致刚性成本压力增大，测算近一年成本压力拖累利润增速7个百分点。

　　见微知著，部分行业“内卷”症结或在于营收增速大幅回落与固定费用刚性的矛盾，使得企业不得不采用降价等方式追求“规模经济”。低价竞争作为企业“内卷式”竞争的主要方式之一，往往体现在企业对供应链成本的压缩上。同时，企业“低价竞争”亦表现为压降内部成本，如控制销售和管理费用以及人工成本增速。

　　此外，行业“内卷”并未改善盈利能力，短期企业盈利仍然承压，长期来看，盈利能力减弱或将抑制企业再生产与研发投入，进一步阻碍产业转型升级，影响行业发展后劲。

　　由此，本轮“反内卷”或重在打破价格、收入、消费、就业螺旋式“收缩”，只有这样经济才能重新回到健康发展轨道。

　　（二）相比2015年，当前中下游行业“内卷”成因更为复杂、多元

　　经济转型期新旧动能分化加剧是导致“内卷”的宏观原因。2021年以来，经济转型进入“新阶段”，“去地产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而外需、新兴行业等其他领域需求强劲，引发相关行业制造业投资明显高于需求本身，形成“内卷式”竞争。

　　与2015年对比来看，本轮中下游行业“内卷”成因也更为复杂、多元。分行业看，依据产能利用率、PPI以及负债和利润增速情况，黑色金属冶炼、电气机械、非金属制品业或属于“内卷”程度较高行业；煤炭开采、汽车制造、化学原料制造、医药制造、金属制品、文教用品、有色金属冶炼、黑色矿采选、开采及辅助、木材加工或属于存在“内卷式”竞争行业；橡胶制品、金属设备修理、皮革制鞋、烟草、废弃资源利用或属于具有“内卷”倾向行业（表2）。

　　具体而言，本轮“内卷式”竞争涉及的行业中，绝大多数需求呈改善或稳定态势，而非恶化趋势。这或源于本轮“内卷式”竞争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深度参与。地方政府参与“内卷式”竞争的原因或有三点：

　　源头一：地方政府的GDP考核压力。

　　地产周期下行阶段，地方政府面临GDP增长压力，不得不寻找能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地方政府传统的稳增长抓手——基建投资，因隐性债务监管持续强化，难以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只能在工业（非地产产业链）、服务业（非基建部分）中寻找稳增长动力。

　　源头二：地方政府的财源需求。

　　房地产步入低潮期，导致土地财政下滑，地方政府收支压力陡增。同时，地方政府为稳定当地经济，财政刚性支出“易上难下”，收支压力持续加大。从上述角度看，地方政府倾向于发展综合税负水平高的行业。我国税收以增值税为主，其“生产地课税”原则促使地方政府更鼓励当地制造业集群横向和纵向扩张（图2）。

　　源头三：地方政府对财政补贴的争夺。

　　2021年后，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度上升，中央对新兴行业的补贴与扶持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对象。2022—2023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安排的支出明显超过收入，合计达3579亿元，这实际上形成了中央对地方新能源产业的补助。类似情况也出现在“节能减排转移支付”和“大气污染防治转移支付”等方面。

　　四、“反内卷”可能的参考经验与政策路径

　　（一）应对“内卷”，日本、英美、德国三类海外经验或可参考

　　为应对产业无序竞争、产能利用率偏低问题，日本、英美、德国等海外经验或可参考。鼓励行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标准，加强市场化出清以及匹配相应托底政策，或是可行的政策组合。

　　为应对过度竞争发展困局，日本的产业政策聚焦鼓励企业合并联合，发展规模经济。基于持股网络，日本大批企业形成“经连会”企业集团，有助于稳定产业链、抑制过度竞争，促进产业升级。“横向经连会”由跨产业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和集团银行贷款组成，如富友集团，其内部金融机构可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纵向经连会”为关联企业纵向持股形成，包含生产型、分销型、资本型，有助于稳定产业链、提升协同效率、抑制“价格战”等。

　　英美经验则显示，市场化出清同时，需做好民生保障、助力转型。如英国通过“企业津贴计划”鼓励创业，设置“矿区再培训基金”等开展对失业矿工的再就业技能培训，并于1996年启动“国家煤区计划”助煤城经济转型。类似地，美国设立养老金保障公司（PBGC）接管破产企业养老金。

　　德国啤酒业的发展经验则表明，通过立法明确产品标准、建立细分认证机制，能有效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构建差异化竞争格局并遏制不当竞争。

　　（二）“反内卷”是持久战，供需两端总量或需与结构性政策结合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供需两端总量或与结构性政策结合，行政政策或与行业自律机制协同。

　　总量层面，破解“内卷”困境重点或在缓解供需矛盾，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出清的同时重构需求端的扩张动能。

　　结构转型方面，或主要通过政策引导、行业自律、金融资源配置等推动供给创新升级。为应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快服务业发展或是重要抓手，或与“反内卷”政策同步推进。

　　海外经验方面，行业内部兼并收购、市场出清与保障、行业标准设定等经验或可参考。

　　针对部分中上游供给过快增长行业（煤炭、光伏、生猪等）予以产量调控，修复价格“超跌”问题。譬如在煤炭方面，在未来能源转型背景下，目前煤炭存在“超额供给”情况，可以适度进行产量调控。

　　打击中下游行业设备更新“监管套利”问题（购置新设备、保留老设备），淘汰老设备或是“反内卷”重要手段，且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较小。

　　拖欠款项治理也是重要方向。2025年6月1日，《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新一轮清欠款项治理的加码（图3）。

　　地方层面，改变关键绩效考核、统一大市场、财税体制改革是核心。

　　从长期来看，为应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快服务业发展或是重要抓手，或与“反内卷”政策同步推进。

　　当前居民需求呈现长期“服务化”趋势，亟待供给体系，包括就业与需求结构相适配。引导就业自制造业向服务业有序流入，不仅能解决就业“不均衡”问题，更会从根本上破解居民“内卷”难题（图4）。

　　从需求端看，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水平不及海外，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经验显示，人均GDP在1万～3万美元、城镇化率达到70%时，消费呈现“服务化”趋势。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商品消费的弹性空间变小、服务消费的空间打开。

　　从推演来看，后续可能有效的需求支持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财政补贴与消费激励政策，财政端如定向消费补贴、分领域发放消费券、加大服务投资支持，加大特殊群体补助力度及低收入群体服务消费支持等；货币端如支持消费金融发展等。二是服务业相关制度优化，如服务行业准入与监管优化，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完善法定节假日安排与错峰制度等。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扩围，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四是加大消费场景创新与数字化升级政策支持等。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更加侧重服务消费，我国也恰是中老年群体的服务消费倾向较高。根据代际规律，未来10年生活性服务业的主需求群体规模会小幅上行，年均增幅约0.3%，超过总人口增速变化。

　　与此同时，家庭小型化的人口结构变迁，进一步激发旅游、美容等享受型需求，令服务消费的增长动力更为强劲。当前消费转型已具备短期化特征，特别是近两年我国悦己消费、体验消费等新消费形式不断涌出，从中观层面体现出服务消费是一片“蓝海”。

　　需要看到的是，服务供给也在加速修复，生活性服务业投资走强，释放较多新增岗位，有助于承接后续制造业的就业流出，部分行业在服务需求释放的带动下，用工需求增长。譬如2024年第二季度旅游度假行业在文旅消费复苏的强劲推动下，旅居顾问、旅行摄影师等行业需求增长率高达26.8%；2025年第二季度零售、生活服务、医疗健康等行业新增招聘岗位占比分别较前一季度上行1.6、1.1、0.6个百分点（图5）。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本轮“反内卷”不仅是短期内缓解经济压力的对策，更是一项着眼于长远的系统性改革，其核心在于引导我国经济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深度适配。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物价低迷、产能利用率偏低以及企业盈利困境，其根源在于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破局。

　　从需求端来看，政策应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来有效激发内需潜力，包括：财政上定向补贴和消费激励；制度上优化服务业准入与监管，并完善假期安排；社会保障上扩围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技术上支持消费场景的创新与数字化升级。

　　更为关键的是，要将服务业发展作为承接制造业就业流出、破解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关键抓手。通过引导劳动力从产能利用率偏低的制造业向潜力巨大的服务业有序转移，不仅能缓解就业不平衡问题，更能从根本上打破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内卷”循环，从而为经济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动能。

　　（注：本文原载于《新金融》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