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卖方研究行业，人才流动从未停歇，券商首席经济学家群体的密集调整，更为引人注目。

　　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截至12月24日，年内已有多达9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发生变动，覆盖头部券商、中型券商及新晋整合机构，涉及离职、接任、跨界转型等多种类型，流动密度与影响范围均为近年高位。

　　这场首席经济学家的“转会潮”，不仅勾勒出个人职业发展的轨迹，更折射出公募费率改革、行业并购重组及政策引导下的行业生态重构。

　　9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生变

　　在这轮密集的人事调整中，既有深耕行业多年的资深首席迎来职业新节点，也有新锐力量扛起卖方研究大旗。

　　张瑜：接任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12月24日，研究所副所长张瑜正式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不再担任研究所副所长。张瑜从业已超过10年，在华创证券任职已超过7年，2018年加入华创证券研究所后，长期深耕国内外宏观经济、人民币汇率及财政政策等领域，凭借扎实的研究积累逐步晋升为首席宏观分析师及研究所副所长。

　　此次张瑜接任首席经济学家，成为华创证券研究体系本土化培养核心人才的典型。

　　高善文：11月24日，国投产业研究院院长、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从公司离职，中证协网站已查询不到高善文相关信息。这位在宏观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的资深学者，于2007年入职国投证券前身安信证券并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长达18年的任职生涯中，其观点曾多次影响市场预期。

　　陶川：11月，国联证券与民生证券研究业务完成全面整合，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正式组建，陶川出任国联民生首席经济学家兼宏观首席分析师。陶川此前为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职业生涯历任方正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中信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国信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陶川丰富的机构履历与跨平台经验，使其成为整合后新研究所的核心领军者。

　　荀玉根：荀玉根年内经历两次职位变动，成为今年首席经济学家流动中最受关注的案例之一。4月，曾为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荀玉根，被任命为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9月，荀玉根再度履新，加盟国信证券任首席经济学家、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博士后工作站办公室主任。

　　荀玉根两次调整均伴随券商整合进程，凸显行业结构变化对核心研究人才的影响。

　　高瑞东：实现从卖方到买方的跨界转型。今年8月，原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机构业务总部总经理高瑞东卸任在光大证券的相关职务，加盟光大保德信基金，任党总支部书记，并将出任总经理。这成为首席经济学家群体中跨卖方、买方领域发展的代表。

　　付鹏：4月30日，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因身体原因从公司离职，不再担任东北证券任何职务。付鹏在东北证券任职长达近6年，自2020年2月21日起出任该职位。

　　付鹏的离职，也让市场关注到首席经济学家岗位的职业压力与个人选择。

　　宋雪涛：3月，原天风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宋雪涛加盟国金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首席宏观分析师）。

　　宋雪涛从细分领域首席分析师晋升为首席经济学家，代表新锐研究力量的成长路径。

　　燕翔：同是在3月，华福证券原首席经济学家燕翔重回方正证券，任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副所长。

　　此番燕翔“回流”既源于其对老东家的熟悉度，也体现方正证券对核心研究人才的持续吸纳。

　　孙彬彬：2月，天风证券研究所原副总经理、副所长孙彬彬加盟财通证券，任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孙彬彬从事证券研究近15年，先后在招商证券（6年）、天风证券（8年）积累深厚的研究与管理经验。

　　孙彬彬的履新，为财通证券研究体系注入了新动能。

　　值得关注的是，首席经济学家的流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卖方研究人才整体流动的缩影。年内多位被市场所关注的首席策略分析师亦发生变动：6月20日，民生证券原策略首席分析师牟一凌入职国金证券，任公司首席策略官、常务副所长、策略组负责人；3月，中信建投证券策略首席陈果离职转任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官。

　　核心策略研究人才的流动与首席经济学家群体形成呼应，共同构成卖方研究人才的迁徙图景。

　　折射行业费率改革承压

　　在业内看来，首席经济学家群体的高频流转，并非单纯的个人职业选择，其背后是公募费率改革、行业并购、政策引导等多重行业变革交织下的必然结果。

　　分仓佣金的显著下滑，成为驱动券商研究体系调整的直接因素。数据统计显示，2025年上半年，券商合计实现分仓佣金44.72亿元，同比下滑33.98%。2024年7月1日，公募基金完成交易佣金费率调降，新规落地后，研究能力成为基金公司佣金分配的唯一出口，这意味着券商研究不再是“粗放式”争取分仓，而是需要以更硬核的研究成果、更权威的首席发声来撬动佣金资源，首席经济学家作为机构研究的“名片”，其重要性与流动性同步提升。

　　行业并购重组的连锁反应，则直接引发了核心研究岗位的人员重构。国泰海通、国联民生等公司整合期间，研究岗位重叠率较高，难免引发核心人员分流，首席经济学家作为研究体系的核心，自然成为调整的关键环节。

　　以荀玉根为例，其先后由海通证券转至国泰海通，乃至加盟国信证券，核心背景即是“国泰君安+海通证券”的行业整合。新成立的国泰海通证券设立研究与机构业务委员会，海富通基金董事长路颖出任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所长，原海通证券研究板块多名首席或核心分析师发生工作调整，荀玉根的流动正是这一整合进程中研究资源重新配置的体现。

　　政策导向则进一步重塑了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定位与机构需求。中证协《证券公司文化建设实践评估指标(2025年修订稿)》增设加分项，鼓励首席经济学家积极正面发声，推动券商强化智库功能；12月6日中证协第八次会员大会上，证监会主席吴清更明确要求，证券行业“发挥好首席经济学家和行业机构分析研究专长，讲好中国‘股市叙事’”。

　　对券商而言，首席经济学家不仅是研究体系的领军者，更是机构打造研究品牌的核心抓手，引入优质首席经济学家，既能形成名牌效应，也能直接影响券商的市场竞争力。首席经济学家的流动，不仅影响券商自身的研究布局，更可能传导至市场层面，影响机构投资者的策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