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好蛋糕’有助于‘做大蛋糕’，改善收入分配是打破当前消费需求制约、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年会2026：预测与战略”上指出，改善收入分配是打破当前消费需求制约、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内需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明年八大重点任务之首，并具体部署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标志着，扩大内需已从宏观政策选项，升维为引领中长期发展的核心战略。

　　多位出席论坛的经济专家围绕这一战略转向展开了深入研讨。他们形成的核心共识是：中国经济的矛盾已转变为内部供需失衡，而破解之道在于通过深刻的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完成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的一跃。

　　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供强需弱”“实际增速稳、体感偏弱”特征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鲜明的“供强需弱”特征，内需不足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供强需弱，物价低位运行。”他以数据佐证，CPI徘徊于零左右，PPI已连续27个季度负增长，这种结构性通缩压力直接导致企业“有增长没利润”，削弱了投资与就业创造能力，进而形成抑制内需的负向循环。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从微观体感角度揭示了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缺口。明明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实际增速稳、体感偏弱”的特点，关键在于实际增速（约5%）与名义增速存在负缺口，“CPI、PPI和GDP指数的平均值为负，而大家日常感受的都是名义增速，这就导致统计数据与体感存在差异”。这一问题持续多年未获根本解决，足以说明其并非单一需求不足所致，需按消费、资产市场、财政投资等领域分类施策。

　　消费作为内需的压舱石，其动能弱化尤为引人关注。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直言，消费占GDP比重约60%，其稳定性至关重要，但“恰恰是消费这几年出了一些小插曲”。消费增速从过去两位数的高位回落至平稳状态，标志着“非解决不可的时间窗口”已经到来。

　　内需不振核心症结在于收入增长放缓与分配格局亟待优化

　　专家们普遍将内需不振的深层原因，锚定在居民收入及其分配格局上。

　　蔡昉鲜明地提出了“‘分好蛋糕’助力‘做大蛋糕’”的核心论点。他强调：“我们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解决消费这个制约因素的突破点之一至少是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他引用国际比较数据揭示了一个关键规律：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通常需要跃升约20个百分点。

　　然而，中国的消费率按照相同的类似的定义口径是39%，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对此，他表示，消费率的显著提高是惊险的一跃，对我们是关键的一跃，而实现这一跃升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现状究竟如何？蔡昉指出三大关键指标。他表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目前约为0.465，虽较峰值有所下降，但自2015年后改善速度放缓。“我们应该为2030年‘十五五’期间定出一个收入分配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尽可能的接近于下降到0.4”，这是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的界限。

　　从城乡差距来看，城乡收入比目前在2.3-2.4之间，尽管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但“按国家比较来看仍然是偏高的”。他认为将这一比值降至2以下是“十五五”期间应力争实现的目标。

　　此外，他指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虽有回升但仍未恢复到历史较好水平，且低于多数OECD国家，存在巨大提升潜力。

　　邱晓华从宏观分配格局角度进一步剖析：“居民所得的份额偏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的份额还偏低，政府、企业所占的份额偏高，需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问题。”

　　此外，他特别强调了“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抑制：房地产深度调整导致家庭财富显著缩水，而资本市场虽近期有所回暖形成对冲，但稳定和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预期仍是关键。

　　黄文涛则从微观收入结构分析，指出居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都跟疫情前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财产性收入下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四大收入的同步放缓，直接压制了消费信心和能力。

　　多路并举：如何让城乡居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基于以上诊断，专家们从不同维度提出了系统性的增收与分配改革建议。

　　首先，实施积极的就业优先与人力资本投资政策。蔡昉认为，当前收入分配改善放缓，部分源于“城镇结构性就业矛盾”，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背景下，就业破坏与创造并存，青年和大龄劳动者面临挑战。他主张，根本出路在于投资人力资本：“从最小的教育0-3岁的教育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再加上在职培训、终身培训。”他建议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并将因少子化而闲置的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用于终身职业培训体系。

　　黄文涛建议，在“稳就业、稳收入方面提出一揽子的措施”，包括实施保障性补贴、再贷款贴息等。对于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应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机制保障其权益。对于农村居民，他建议“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和“种粮补贴”，实质性拓展其增收渠道。

　　其次，强化再分配调节力度，优化财税与社会保障体系。蔡昉强调“再分配永远是重要的”，并提出两大潜力点：一是提升具有累进性质的税收，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二是提高政府用于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他批判了所谓“涓流效应”的理论，主张积极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职能。

　　黄文涛具体建议，应“稳步提升转移性收入”，对中低收入阶层和“一老一小”群体加大补贴力度，如提高生育补贴和农村养老标准。

　　再者，着力稳定和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专家们一致认为，稳楼市、稳股市是重中之重。邱晓华指出，需“继续把房地产的问题尽快解决好，把资本市场的问题怎么尽快维护好”。黄文涛直言：“对于稳步提升财产性收入的建议，无非是稳楼市，稳股市。”明明则从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资本市场的“长牛慢牛”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复苏带来的企业盈利回升，而这又与内需扩大形成良性循环。

　　从补贴到场景：消费提振如何实现“投资于人”？

　　在努力增收的同时，如何把需求潜力有效释放出来？专家们提出了超越传统短期刺激的消费提振思路。

　　黄文涛和明明都反思了以以旧换新为代表的商品补贴政策。明明指出，这类政策存在“消费的透支效应”，且补贴商品从汽车、家电到消费电子，呈现“由大变小”的趋势，反映出耐用品消费周期的限制。他提出，未来政策应实现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转变，“手机不能每年换，但饭可以每天都吃。”在他看来，补贴应更多转向服务消费和关乎人的发展的领域，如文体设施、养老健康、育儿教育等。黄文涛也建议，财政应更多投向“人的成长、人的健康、人的就业、人的养老等方面”。

　　拓展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是另一关键。黄文涛提出多条具体建议，包括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人工智能+消费；支持滑翔伞、低空经济等新消费形态；鼓励将闲置场所改建为文体设施。

　　他特别提到，应增加职工的休假和闲暇时间，落实带薪休假，甚至增设法定假期，他表示，“中国的周平均工作小时数远高于G7国家（G7成员国目前包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过度加班文化侵蚀了消费的时间基础”。对此，他呼吁应摒弃加班文化，让劳动者有时间、有心情去消费。同时，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例如一些城市对汽车、房地产消费的限购政策。

　　投资协同与长期改革为内需提供持久支撑

　　还需注意的是，扩大内需并非孤立的任务，需要投资的有效协同与深刻的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保障。

　　在投资方面，邱晓华提醒“投资是个快变量”，其由负转正，尤其关注房地产投资的企稳，对稳定总需求至关重要。明明则深入分析了投资背后的财政约束问题，指出地方化债周期与土地财政转型导致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受限。他提出，在化债任务阶段完成后，必须直面“地方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推动包括税制改革、财权事权重新划分等在内的深层次改革，这属于“跨周期”的调控思维，旨在为长期稳定投资增长奠定制度基础。

　　蔡昉和邱晓华也都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提升收入、创造高质量就业、最终支撑长期消费增长的根本。只有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与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良性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