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扩大内需摆在全年各项经济工作任务的首位，这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民生福祉，以及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影响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提振消费尤其是提振居民消费又是扩大内需的当务之急。

　　应当说，一段时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加力扩围、中央财政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强化财政金融联动推出贷款贴息政策等，都为提振居民消费带来了坚实助力。

　　但从根本上看，要增强消费的内生动力，需持续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夯实消费能力、稳固消费信心。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备受关注的原因。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稳、收入才能稳。在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因此，无论往年重点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还是明年覆盖更广人群的“增收”计划，就业都是贯穿始终的关键因素。在稳定现有岗位的基础上，政策应向吸纳就业能力更强的服务业倾斜，取消一些不必要的门槛和准入限制，在激发企业活力基础上实现就业的扩容提质。同时，仍要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增加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更加向低收入人群倾斜教育投资、建立劳动力终身学习培训制度等，提高居民劳动技能，进而使其有能力寻求和匹配更高工资的岗位。此外，目前各地已在推动落地的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也有利于保障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

　　另一方面，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于消费的拉动能力远高于其他收入类型，因此，鼓励上市公司适度提高现金分红比例、为资本市场形成长期“慢牛”格局营造良好环境等，也是促进居民增收从而提振消费的重要方向。

　　当然，收入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消费支出的增加。如果那些本应由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品存在缺位或不足，那么居民可支配用于消费的收入就会被过度的“未雨绸缪”所侵占。这就需要通过再分配来调节。

　　一般而言，改善收入分配的手段既包括通过税收制度调节，也包括通过转移支付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从而缩小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差异。

　　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曾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方数据计算其中23个国家的算术平均值，结论显示2018年转移支付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大约是税收效果的3.5倍。也就是说，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角度出发，更能实现收入分配调节的目标。

　　更具体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无论哪一项有了更充实的保障，都能极大程度支撑居民消费信心，从而增强消费意愿。

　　今年已提出多项直达居民的普惠政策举措，如为3岁以下儿童提供每年3600元现金补贴、自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等。未来需要政府资金在这方面继续加大力度，让宏观经济增长的温度能更直接地转化为消费者的获得感。

　　在众多基本公共服务中，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金体系仍存在不少的短板弱项，还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从而增强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器”功能。“十五五”规划建议在这方面也给出了中期发展的政策引领，如优化药品集采、医保支付和结余资金使用政策，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

　　从宏观经济视角谈论消费时，总是很容易将其作为手段和工具，这当然是分析宏观问题、统筹全局需要进行的必要抽象过程。但与此同时，对广大居民而言，消费是衣食住行，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是一次提升技能的培训课，是切身体会和最终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外界对于“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期待，其实也是对更长远时期内对“投资于人”、对人的全面发展、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