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此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如何理解“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可以从哪些途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特聘教授朱启贵。
朱启贵指出,过去政策侧重中低收入群体托底(如2024年“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而此次计划覆盖全体城乡居民,形成“提低、扩中、限高”的全方位布局。例如,政策不仅通过技能培训、稳岗返还等提升工资性收入,还通过稳股市、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等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同时强化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
“提低、扩中、限高”全方位布局
《中国经营报》:此次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政策表述上释放了哪些新信号?这与以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提法相比,有哪些不同?
朱启贵: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与以往“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提法相比,具有三大突破性转变:
一是从原则性导向到制度性设计的跨越。以往“促进增长”更多是宏观目标宣示,而“增收计划”首次将居民收入增长纳入国家战略实施框架。这意味着政策从“软约束”转向“硬任务”,可能配套具体量化指标(如收入增长与GDP增速挂钩)、实施时间表和考核机制。例如,2025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已明确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以工代赈规模”等可操作举措,体现了从口号到落地的转变。
二是从局部发力到系统性改革的升级。过去政策侧重中低收入群体托底(如2024年“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而此次计划覆盖全体城乡居民,形成“提低、扩中、限高”的全方位布局。例如,政策不仅通过技能培训、稳岗返还等提升工资性收入,还通过稳股市、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等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同时强化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
三是从短期刺激到长效机制的构建。计划强调“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将增收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深度绑定。例如,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高技能就业岗位,通过数字经济催生新型职业(如电商主播、AI训练师),推动收入增长从“输血式”转向“造血式”。此外,计划还注重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县域经济壮大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逻辑。
《中国经营报》:如何理解“增收”与“扩内需”“促消费”之间的关系?
朱启贵:“增收”与“扩内需”“促消费”构成“三位一体”的经济循环,其关系可从三个层面解析:
增收是消费的根本动力。居民消费能力直接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水平。2024年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达56.5%,是消费的主要来源。中央明确“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经营性收入(如减税降费)和财产性收入(如稳股市),可直接提升居民购买力。例如,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通信零售收入分别增长26.5%和20.3%,验证了收入增长对消费的拉动效应。
消费是增收的重要支撑。消费升级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机会。例如,服务消费需求增长(如家政、康养)催生新产业集群,预计带动数千万人就业;新能源汽车消费扩张推动产业链升级,相关从业者收入增速显著高于传统行业。这种“消费—产业—就业—收入”的正向循环,正是内需驱动型增长的核心逻辑。
增收与消费共同筑牢经济底盘。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71%,成为抵御外部风险的“稳定器”。通过增收计划提升居民消费倾向(如降低储蓄率),可缓解当前供强需弱矛盾,促进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同时,消费扩容提质将吸引更多投资(如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消费—投资—增长”的乘数效应,推动经济从依赖外需向内外需协同转变。
四个路径实现城乡居民增收
《中国经营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预计哪些政策会协同发力?
朱启贵:增收计划并非单一政策,而是一套需要多领域协同发力的“组合拳”。
在财政政策上,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预计2026年赤字率不低于4%)、优化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强度,直接支持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为增收提供财力支撑。
在货币政策上,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及其他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投资与消费,间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在就业与社保政策上,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重点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稳定就业;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机制;通过技能提升补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式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提升。就业是收入的基础,社保完善能减少“有钱不敢花”的后顾之忧,直接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在再分配中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形式完善分配机制。同时,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通过制度性调整,使国民财富更多向居民倾斜,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
在产业与供给政策上,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提升供给质量,刺激消费需求,进而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
在投资政策上,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优化“两重”项目,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投资拉动就业,特别是包括城市更新在内的项目,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促进居民工资性收入。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城乡居民增收可能通过哪些主要路径实现?
朱启贵:增收的实现路径可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是扩大就业与提升工资性收入。通过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就业岗位;针对重点群体(高校毕业生、农民工)提供就业支持;提升劳动者技能,实现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就业是居民收入最主要来源,稳定和扩大就业是增收的基础路径。
二是提高财产性收入。稳定资本市场运行,保障居民财产性收入保值升值;发展普惠理财,稳房市、稳股市。通过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让居民存量资产产生更多收益,拓宽收入来源。
三是增加转移性收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直达性普惠政策,多渠道拓宽居民收入。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直接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四是提升经营净收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通过产业政策扶持创业、拓展经营渠道。为个体工商户、农户等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帮助其通过经营活动增加收入。
此外,还需在分配体制机制上推进改革,使国民创造的财富更多向城乡居民倾斜。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建立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综上所述,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十四五”收官之年的关键部署,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增收—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并通过就业、财产、转移、经营等多条路径共同实现。这一计划不仅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必要之举,更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抉择。未来需重点关注政策落地的精准性和实效性,确保各项举措真正转化为居民的“钱袋子”增长和生活品质提升,为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