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篇的历史衔接点上，宏观经济环境交织着机遇与挑战。
全球经济在波动中前行，中国金融市场在多重政策合力下展现出新的韧性与活力。人民银行延续流动性宽松的基调，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为经济修复提供支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金融“五篇大文章”系统推进，一系列举措旨在打通经济循环、激发内需潜力、优化金融供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6年我国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消费活力如何进一步激发？货币政策有何发力空间？人民币汇率怎么走？这些都是理解“十五五”经济脉络的关键切口，也是监管的必答题。围绕上述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专访了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
连平指出，居民消费疲弱主要受房地产低迷与收入制约，未来政策将聚焦增收与针对性地产举措释放消费潜力。在房地产刺激政策方面，2026年房贷贴息等政策落地可能性较大。此外，明年大幅度降准释放流动性的必要性下降，但仍有0.25—0.5个百分点的机会；政策利率或将调降0.1—0.3个百分点，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也有下行空间。在基本面支撑、美元竞争力减弱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将呈升值态势，但不会出现单边大幅走高。
“国补”额度有望在2025年基础上适度增加
北京商报：2025年内，一系列消费补贴政策陆续出台，各项促消费政策也呈现出从“增量拉动”到“结构优化”的转变。当前您认为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展望2026年，促消费政策有哪些发力点？
连平：从自身增长潜力看，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10—30个百分点的差距，特别是服务消费占比显著偏低。在此背景下，“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并细化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等发展目标。
当前居民消费相对疲弱，核心制约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低迷，住房成交量下滑导致装潢、家居、纺织品等关联消费需求不足，且未来房地产市场难以重现过去的火爆场景，相关消费趋势或成常态。最核心在于居民收入问题，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状况直接决定消费能力与需求，这是影响消费的根本因素。
2026年我国将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培育壮大新的消费增长点，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把扩大消费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一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国补”额度有望在2025年基础上适度增加，同时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至适老化产品、婴儿产品，以及服务消费等新领域；积极发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作用，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将惠民生与促消费更好结合起来。
二是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积极推动消费品首发、有序发展平台消费、规范发展共享消费等；加快布局新领域新赛道、推广高效响应制造新模式、强化人工智能融合赋能等。
三是扩大特色和新型产品供给。促进绿色产品扩容迭代、拓展入境消费、推动农村消费品提质升级、大力发展休闲和运动产品、推动健康产品创新发展、扩大历史经典名品影响力、拓展多元兴趣消费供给等；同时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包括丰富婴童产品供给、加强优质学生用品供给、扩大时尚“潮品”供给、优化适老化产品供给等。
四是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例如，针对汽车消费、住房消费、入境游消费、文体服务、医疗服务等领域存在的便利度不够、吸引力不足、业务限制过严等突出问题，各地将予以针对性解决。
此外，在房地产刺激政策方面，2026年房贷贴息等政策落地可能性较大。而更具针对性的举措是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民工进城落户购房，同时完善农村宅基地、土地经营权市场化交易机制，释放农村居民购房需求，破解三、四线城市库存高企，一、二线城市需求受限的结构性矛盾。
可能降息0.1—0.3个百分点
北京商报：2025年里，人民银行多次强调，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并明确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步入“十五五”后，您认为货币政策有哪些发力空间？
连平：在总量工具方面，人民银行MLF、逆回购、国债买卖等各项公开市场操作将更加灵活、精准、高效，将继续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满足信贷修复、投资扩张、政府融资、稳股市稳楼市等多方面资金需求，推动金融总量的合理增长。在企业与居民信贷增长放缓而银行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明年大幅度降准释放流动性的必要性下降，资金需求较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更加灵活的日度或月度频率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满足，但仍有必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0.25—0.5个百分点的小幅降准，以补充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缓解其资金成本压力，配合政府债券大规模发行，同时可以提振市场信心、改善预期。
利率政策方面，虽然当前国内利率水平已降至历史低位，但仍有下行的空间与调降的必要性。明年境外主要发达国家将继续维持货币宽松政策，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周期，我国降息存在阶段性的窗口期。在综合考量银行息差压力的情况下，明年人民银行可能会调降政策利率0.1—0.3个百分点，推动商业银行小幅下调LPR；通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加快信贷修复，刺激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明年货币政策还将积极配合财政发力，以扩大内需为施政导向，为政府融资提供资金充足、利率下行的良好金融环境。
在结构层面，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仍是核心发力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目前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种类多、覆盖面广，明年将继续降价扩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消费等领域的再贷款额度有望增加，进一步提升资金直达效率。人民银行还可能会进一步下调结构性工具利率0.2—0.4个百分点，部分再贷款利率可能会降至1.5%以下，以提升商业银行对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的支持能力与意愿，持续释放政策效能，在支持经济结构优化方面持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要关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规模和投向的合理性，促进其精准有效。
人民币大概率升值
北京商报：2025年人民币汇率在复杂外部环境下逆势走强。展望未来，您认为人民币汇率将有何走势？支撑这一趋势的内外部核心因素是什么？
连平：2026年人民币大概率将出现一定幅度升值。事实上，近期人民币已呈现走强端倪。
支撑人民币升值的内外部因素显著。其一，中国经济增速持续高于美国，基本面奠定升值基础；其二，中美物价走势分化，美国通胀虽有回落但仍高于2%的政策目标，而中国核心CPI持续回升，部分行业价格回暖，由此，美元内在价值被削弱；其三，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存在，甚至在贸易战后有所扩大，构成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支撑；其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企业预期人民币升值，纷纷抛售美元兑换人民币，推动汇率走强；最后，2026年美联储大概率将进一步降息，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的政策影响可能削弱美元竞争力，间接助力人民币升值。
不过，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较小。监管部门为避免短期内汇率出现大幅单边走势对出口部门造成冲击，将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指在一定区间内的弹性波动。市场情绪化可能导致汇率超调，这往往是市场常见现象。对此人民银行拥有近10项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及市场层面的调控工具，不仅可调节境内市场，也能作用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保障汇率平稳运行。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北京商报：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与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仍是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强化“内循环”应如何协同发力？
连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尽管“稳外贸”“稳外资”在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及，但在2026年世界经济温和放缓、发达经济体消费偏弱、贸易保护“美退欧进”、地缘风险局部缓和与新热点并存等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输2025年。面对外部挑战和冲击，在“把自己的事做好”、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也需要在外资、外贸领域作出前瞻性和针对性的调整和应对。
2026年，从中央和有关部委布局的重点工作来看，一是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优化调整区域布局范围，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完善国家级经开区政策支撑体系，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等。
二是促进外贸提质增效。优化升级货物贸易，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推进贸易数字化，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积极扩大进口，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培育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知识密集型服务、传统优势服务出口，大力发展入境消费，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积极发展数字产品贸易。
三是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国民待遇，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集聚、内外贯通的出海综合服务生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贸易投资平台功能。
实现内循环与对外开放协同发力，需依托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完善。一方面，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可作为重要节点，通过开放性机制促进境内外要素、商品流动，打通内外循环；另一方面，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等制约要素流动的障碍，破解“内卷”等不利于市场发展的问题，通过针对性政策推动内外循环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