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岁末，全球经济仍在波动中寻找复苏节奏，而中国经济已在政策合力下展现出韧性底色。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2026年基调，“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如何平衡短期修复与长期转型？该如何实现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汇率稳中有升，如何看基本面支撑与风险挑战的博弈？强化“内循环”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大战略，又该如何协同发力？
针对多个热点话题，北京商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在他看来，通过多领域、多层次政策组合拳，有望缓解居民重点领域预防性储蓄压力，稳定收入预期与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田轩认为，步入“十五五”，中国货币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总体框架下，有多重发力空间。“适度宽松”基调下，可根据经济修复节奏和通胀水平，灵活运用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此外，我国降息尚有一定空间，有望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引导实体融资利率下行，为银行体系提供长期资金。
从消费结构升级到金融赋能实体，从汇率稳定到内外循环协同，一系列举措，正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路径。
消费政策“换挡”
北京商报：2025年，一系列消费补贴政策陆续出台，各项促消费政策也呈现出从“增量拉动”到“结构优化”的转变。您如何评价这种政策逻辑转换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展望2026年，要真正实现消费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工具箱需在哪些关键机制上实现突破？
田轩：2025年消费政策从“增量拉动”转向“结构优化”，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消费领域的必然要求，有现实必要性与战略前瞻性。
从必要性看，传统增量刺激政策有边际效应递减、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难以精准满足不同群体消费需求；结构优化政策聚焦重点领域和特定群体，契合“稳中求进、提质增效”要求。
从有效性看，2025年政策调整成效积极，重点领域消费增速快，消费结构持续优化，避免了资源浪费，促进了消费与经济的高质量循环。
展望2026年，要实现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需在以下关键机制上突破。
其中包括，构建“收入—消费”良性循环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探索长效机制，试点转化补贴政策。创新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制，优化消费供给，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建立国家级消费创新平台。完善城乡消费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快农村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试点“城乡消费协作区”。健全消费金融支持机制，创新消费信贷产品，防范消费金融风险。构建绿色消费长效激励机制，从短期补贴转向制度性激励，建立积分制度、完善认证体系、探索碳普惠机制。通过机制创新，消费政策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期赋能”，实现消费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稳定收入预期与消费信心
北京商报：结合当前消费市场环境来看，您认为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什么？除了增加居民收入外，2026年还有哪些政策组合拳，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在购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压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
田轩：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矛盾是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双重不足，消费环境与信心有待改善。
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不稳，制约消费能力；住房、教育、养老、医疗支出压力大，对未来担忧，使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强，抑制消费意愿；消费供给结构与需求错配，部分产品和服务质量不高、创新不足，影响消费潜力释放。
为缓解居民预防性储蓄压力，释放消费潜能，2026年需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调控。
其中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减轻购房负担；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深化教育改革，促进公平与质量提升。加大普惠性学前教育投入，规范校外培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完善资助政策；发展职业教育，缓解教育焦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改。完善医保制度，提高保障水平；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降低价格；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减少异地就医成本；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稳定健康预期。
此外，还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健全社保体系，增强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拓展消费新空间。推动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鼓励绿色低碳消费。
通过多领域、多层次政策组合拳，有望缓解居民重点领域预防性储蓄压力，稳定收入预期与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降准降息尚有空间
北京商报：步入“十五五”后，您认为货币政策有哪些发力空间？2026年人民银行最有可能在哪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上进行升级或创新，以更有效地激励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并避免资金“空转”？
田轩：步入“十五五”，中国货币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总体框架下有多重发力空间，可从多个维度展开。
首先，总量调控工具精准化运用：在“适度宽松”基调下，根据经济修复节奏和通胀水平，灵活运用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我国降息尚有一定空间，能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引导实体融资利率下行，还能为银行体系提供长期资金。
其次，结构性工具深度与广度拓展：在现有基础上，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薄弱环节，如加大对科技创新等领域定向支持，通过提高额度等方式增强政策直达性和精准性，探索将新兴产业和重点项目纳入支持范围。
此外，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协同强化：“十五五”需平衡中长期目标与短期波动，货币政策要增强前瞻性和灵活性，立足当前逆周期调节，着眼长远跨周期设计，营造平稳货币金融环境。
为激励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避免资金“空转”，2026年人民银行可升级现有结构性工具，强化激励约束与精准滴灌：提高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支持，按“硬科技”指标设置贴息或补偿比例，引入灵活还款方式，给予银行优惠。进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迭代，从“增量扩面”向“量质并举”转变，将激励与贷款质量等挂钩，探索与地方风险补偿基金等联动。
针对“十五五”战略性新兴设立专门再贷款工具支持产业发展，可采取“负面清单+白名单”管理模式，明确支持标准，资金使用与绩效指标挂钩，定期评估、动态调整，确保用于培育新质生产力。
建立严格资金用途监测与反馈机制，金融机构台账管理，人民银行通过数据共享和技术手段非现场监测、穿透式监管；考核实际效益与贡献度，评估结果与工具额度、利率等挂钩。通过工具升级创新及严格监管评估，激励商业银行精准投贷，降低资金“空转”风险，为“十五五”开局提供金融支持。
警惕汇率短期非理性波动
北京商报：2025年人民币汇率在复杂外部环境下逆势走强，市场也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2026年将呈现温和升值态势。您认为支撑这一趋势的内外部核心因素是什么？在中美利差、地缘政策等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将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田轩：支撑2026年人民币汇率温和升值趋势的内部因素来自经济基本面修复与增长韧性。
2025年中国经济在政策合力下逐步修复，内需释放，产业优化升级，金融系统推进夯实实体经济。2026年“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政策延续，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巩固经济回升，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上升、服务贸易逆差收窄，增强贸易结构可持续性，为汇率提供外汇储备基础。此外，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推进，外资对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增长。同时，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推广、人民币计价结算比例上升，增强人民币国际使用场景，吸引长期资本流入。
外部支撑因素包括全球经济格局与美元走势分化，2026年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主要发达经济体或面临增长放缓，美联储可能进一步降息，美元指数或阶段性走弱。而中国经济增速优势凸显，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甚至推动进一步升值。国际资本流动再平衡，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利差调整、避险情绪波动促使资本重新配置。中国经济稳定、资产收益率高，叠加人民币资产低相关性，吸引外资增持金融资产，支撑汇率。
在中美利差、地缘政策等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将面临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外部政策外溢效应扰动以及市场预期易受非经济因素干扰等挑战。
若美联储推迟降息甚至重启加息，中国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中美利差可能扩大，引发资本外流，加剧市场波动，增加汇率管理难度。全球地缘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干扰市场情绪，导致资本流动波动。部分国家的地缘风险可能间接冲击人民币汇率，警惕短期非理性波动。此外，内需恢复和民营经济信心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人民币长期价值预期。
防范外部输入性风险
北京商报：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与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仍是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展望2026年，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您认为强化“内循环”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大战略，应如何协同发力以实现相互促进？
田轩：强化“内循环”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不矛盾，要协同发力。
一方面要以“内循环”的提质升级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坚实基础：首先，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集中力量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突破。同时，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其次，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优势，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另一方面，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集聚。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国家级经开区等开放平台，率先探索制度型开放举措，吸引外资、集聚人才的重要载体，有效促进内外循环的要素流动和高效对接。
二者协同的关键在于制定清晰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内循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协同发展的目标、路径和责任分工，确保政策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扩大开放的同时，要建立健全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机制，特别是在金融、科技、产业等关键领域，有效防范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输入性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内循环”的稳定运行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