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会议对金融有不少着墨，包括“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就此，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进行了专访。

　　刘英

　　广州日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的表述引人关注，这一要求落实到金融领域可以有哪些具体体现？

　　刘英：“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的表述，标志着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从应急式的单点突破式的向着系统性、协同化和制度化的深度演进，转向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可持续性的和前瞻性的政策协同机制。由此，存量政策有望全面激活此前没有充分落地的财政跟金融资源；另一方面，就是增量政策的精准储备和有序的推出，也会跟存量工具形成合力，实现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的集成发力，推动经济在稳增长、调结构和稳风险之间取得更优的平衡。

　　广州日报：如何理解“政策集成效应”对推动金融行业升级的作用？

　　刘英：政策集成效应的实质，是“政策工具箱”升级为“政策操作系统”。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以财政资金精准投放+货币工具协同发力+产业政策定向引导+金融开放拓展空间的宏观政策集成体系。明年，存量政策更聚焦稳增长、防风险，增量政策更着重在扩内需、促转型上发力。两者形成政策组合拳的正向预期管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广州日报：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展望明年金融政策工具将会有哪些创新？

　　刘英：明年的金融政策工具选择，同样会系统体现“总量稳，结构优，工具细，协同强”的政策框架；其核心逻辑是在不突破宏观杠杆率安全边界的前提下，来实现政策效能。一方面，货币政策有望从降准降息的单点突破转向工具组合，而且更加灵活高效，会促进流动性真正直接支持实体经济，避免金融体系内部空转。金融政策关键不在于降准降息多少次，而是聚焦在流动性的结构优化、利率传导效益修复，以及银行体系净息差稳定等目标。例如“买断式逆回购+国债买卖”的组合，实质上是构建了非传统降准的长期流动性的供给机制，突破了存款准备金率的物理下限。

　　价格型工具也有可为之处，例如利率小步慢走也有望进一步修复利率传导机制。展望明年，财政发债与央行流动性支持的制度化响应机制，有望打破财政靠央行兜底的隐性预期，构建有纪律的协同新范式。同时，结构性工具也有望从普惠覆盖转向精准滴灌，例如贷款工具的制度化、场景化与数字化升级，把政策目标内化为金融工具的商业逻辑，实现政策激励与市场机制的深度耦合。

　　广州日报：金融领域的系统性方管风险防范，与刺激经济之间的平衡，需要巧妙的制度设计，要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怎样的新部署？

　　刘英：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来看，既要支持实体经济、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又要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这就需要政策创新。就需要我们的政策的创新，关键是打通流动性直达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要从“银行中心”向“市场覆盖”转型，鼓励“非银行”探索在特定情况下，面向“非银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性安排，这标志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过去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间接资金投放模式，转型到覆盖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非金融机构直接支持的机制创新。这些创新工具是可以显著提升货币政策对科技、制造、消费，以及专精特新企业等非传统信贷领域的覆盖能力，让“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仅停留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而是真正转化为实体部门的融资可得性和成本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