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布三季度GDP修正值，环比降幅按年率计算扩大至2.3%，这一降幅超出民间预测的平均值2.0%。

　　一个“下修”的数字，折射出日本经济更深层的紧绷结构。

　　最直观的压力来自内外需的同步走弱。

　　从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二次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到日本内需、外需对GDP的“双负贡献”。

　　一方面，日本资源有限，日元贬值推动的输入性通胀，以及2024年以来米价飙升，令生活成本上升，内需扩张受到抑制。

　　另一方面，美国关税冲击外贸，对日本极为重要的对美出口已连续七个月下滑；与此同时，日本政界的错误言行削弱了中日经贸联系，进一步压缩外需空间。

　　“日本无法像过去一样，同时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这将导致经济下滑成为必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向三里河指出。

　　内外承压，让货币政策进退维谷。

　　日本主要通胀指标，保持在央行2%的目标水平或以上已超三年半。多年超低利率导致日元持续贬值，让情况雪上加霜。

　　如此看来，加息似乎势在必行，但整体经济动力不足，又亟需维持宽松的金融条件。

　　惠誉解决方案旗下研究公司BMI研报预计，日本2026年内需仍将疲弱。通胀高企而工资难以跟上，将继续侵蚀家庭实际购买力；美国经济放缓的风险叠加中日关系趋紧，也将从外部加大日本经济的下行压力。

　　面对疲弱经济，高市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却暴露出赤字窘境。

　　外界普遍预计，大规模刺激措施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但会加剧财政赤字。数据显示，截至7月，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例高达263%，远超欧债危机时的希腊。

　　“是把负担推给未来，还是从根本上收缩赤字、从长远考虑发展？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在刘江永看来，高市政府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均衡同样突出。

　　近年日本实体经济，尤其是基础产业已风光不再。但同时，虚拟经济不能完全反映实体经济状况，日经指数近期突破5万点，存在泡沫化风险。

　　“这一矛盾源于日本财政赤字居高不下，货币政策进退两难，均失去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些法人和个人的资金流入股市，而科技基础研究则投入不足，难以生成实体经济新的支柱产业。”

　　刘江永指出，高市早苗倾向于沿袭“安倍经济学”，为刺激经济而对加息态度消极，但即使日银维系现有利率水平，若美联储倾向于减息，日元仍可能被迫升值，从而导致日股下跌。

　　更糟的是，日本政府试图走向一条危险之路。

　　今年8月，日、澳达成护卫舰出口意向，引发关注。高市早苗10月上台以来，欲进一步“解禁”防卫装备出口限制。

　　“日本试图振兴军品，搞‘小美国式’的装备武器出口，是在饮鸩止渴。”刘江永认为，此举无法真正支撑经济，还会令其付出代价。

　　一方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形象负面，扩大军贸势必令周边国家高度警惕，并进一步削弱其国际信誉；另一方面，这一倾向可能把日本推向更激进的轨道，增加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风险，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日本正站在一个关键路口：若继续忽视结构性矛盾，转向军事扩张，不仅无法脱困，更将错失与邻国深化合作、融入区域发展的历史机遇。唯有回归理性与务实，日本才能找到真正出路。

　　(“三里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