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就业和经济的影响，已成为舆论界、研究领域和决策圈关注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近日出版新书《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作者并未止步于论述人工智能带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机遇，而是借助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跨学科方法，将视野放宽到“人工智能+”民生福祉和新人力资本。其中，作者精炼地指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为何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匹配的问题，进一步挖掘出人口结构与消费分布之间的“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对实现“十五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目标很有启发意义。

　　蔡昉/文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1%，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8.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7.9%）和世界平均水平（56.5%）。

　　关于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问题，在经济学界已经成为一个长期讨论的话题，答案莫衷一是。

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

蔡昉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0月

　　如今，中国面临的更为紧迫的课题是，如何在更高的发展阶段顺势而为，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顶风而上，抓住机遇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在“三驾马车”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来看，多年来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已经不显著，周期性地呈现大起大落。以往的应对举措通常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加大投资刺激力度，进而弥补外需的周期性不足，但此举往往造成资本形成的过度波动，伴随着基础设施和制造产能的过剩。

　　相比而言，最终消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稳定的需求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走向低潮期，发展方式转向较少依赖投资驱动，投资替代出口的能力减弱，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支撑将越来越倚重居民消费。因此，应该将破解各种结构性的消费障碍尽快提上改革议程。

　　借助跨国数据可以观察到一个统计规律，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之间，居民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变化轨迹。

　　在低收入水平上，居民必须把自己有限收入的极大部分用于消费才能维持生计。这种情况恰好是积累和投资均不足，国家处于贫困恶性循环状态的一种表现。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整体上具有了更大的经济剩余规模和更高的积累水平，这时，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居民消费率趋于下降，进而在一个国家从中等偏上收入组到高收入组的过渡中，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物质支撑，以公共服务的更充分供给作为基本保障，居民消费率通常产生一个巨大的回升。

　　可见，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国家，遵循这个相应的轨迹完成U形曲线的后半段，即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就成为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

　　可以说，如何实现居民消费率回归常态水平，是相关国家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答题。一项旨在揭示高速增长经济体在何时及为什么大幅减速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率越高，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

　　对中国来说，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实现消费率的双重并轨。

　　其一，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率常态水平并轨，即消费率从39.1%提高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7.9%，这需要显著提高8.8个百分点。

　　其二，同更高发展阶段的居民消费率新常态水平并轨。预期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需要从2023年的12614美元达到或接近2035年的27331美元（葡萄牙2023年的水平）。2023年，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基准，高于中国水平且低于葡萄牙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有20个（含葡萄牙），其间的发展水平差距也就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赶超区间。相应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消费率从46.7%到73.8%不等，算术平均数为61.0%，均显著高于中国39.1%的水平，足见中国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仍然任重道远。

　　在同一经济发展时期，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以人口金字塔形状变化表现出来的老龄化程度加深，造成诸多抑制居民消费的因素，对中国居民消费率回归常态和适应新常态构成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中国人口转变未富先老的特征，较充分地体现在老龄化导致整体消费能力不足和消费意愿下降的态势中，特别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年龄结构之间的不对称。

　　把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市人口数据，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6年进行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结合使用，从中可以看出，在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趋势与居民消费平均支出的年龄分布之间，具有一种明显的不匹配关系。

　　总体来看，城市中大于38岁（全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的人口占比为47.0%，这部分人口的消费总支出却只占全部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38.5%。

　　进一步分年龄段来看，可以归纳出3个特点。第一，无论是由于人力资本培养的一般规律，还是由于中国家庭溺爱独生子女以及容忍啃老的特殊原因，儿童和青年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例如，占全部人口28.0%的0~24岁人群，其消费支出占比为35.2%。

　　第二，由于承受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赡养家庭老人和预防性储蓄三重负担，并且由于一些人较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中年和大龄劳动者的消费明显偏弱。例如，人口占比为29.9%的40~59岁人群，其消费支出占比仅为24.2%。

　　第三，由于社会养老保险水平和覆盖率偏低，整体而言，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均较低。例如，人口占比为10.8%的65岁及以上人口，其消费支出占比仅为8.5%。

　　由此可见，破解“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保障潜在增长率得以实现，在2035年实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必要需求侧条件。（节选自《中国就业新趋势：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第七章，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