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也是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全国各地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步伐加快，浦东如何保有“引领区”的开放之志，传承开发开放初期的勇气与魄力，与各地形成互补协同，共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拼图？解放日报专访了京沪两地专家，推出“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系列专家访谈”，深度剖析新时代下，浦东如何更好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迈向新高度。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上海与深圳两地在金融创新与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如何实现差异化协同发展？上海、北京与深圳三地的差异化布局背后，各城市间应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差异化竞争力，避免同质化竞争与资源内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金融竞合：核心枢纽与创新试验田互补

　　记者：当前，国家战略布局赋予了深圳一些浦东都尚未覆盖的政策试点机遇，使其在金融开放等领域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上海与深圳应如何实现差异化协同发展？

　　田轩：上海与深圳两地在金融创新与开放层面的对比体现在多个维度。

　　上海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人民币国际化产品创新等方面走在前列；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核心，在股票发行、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还吸引了大量国内外知名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入驻，资产管理规模位居全球前列。

　　深圳聚集了华为、腾讯、蚂蚁集团等一批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在移动支付、智能投顾、区块链应用、供应链金融科技等方面创新成果丰硕。作为数字人民币首批试点城市之一，深圳在数字人民币的场景应用、生态建设方面探索积极，积累了丰富经验。深圳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市场也异常活跃，为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资本支持。

　　沪深两地应秉持“各扬所长、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原则，在竞争中强化合作，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譬如，上海可为深圳的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广阔、规范的市场验证平台和资金支持，深圳的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则能为上海的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输出。

　　记者：在自贸区政策试点中，深圳在跨境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跨境资金池等方面已开展多项探索，这是否会影响上海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田轩：上海和深圳在金融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分别承担“核心枢纽”与“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上海致力于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顶层架构和核心市场功能，深圳侧重于在特定区域和特定领域进行前沿探索和风险测试，两者实则相辅相成。

　　上海的定位是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心和跨境人民币清算中心，侧重点在于打造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创新、交易和定价中心，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和定价影响力，聚合全球顶尖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才，提升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深圳及大湾区的定位更侧重于跨境金融创新的“试验田”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连接器”：利用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探索跨境金融监管协调、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新模式；围绕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需求，开展针对性的跨境金融服务创新；通过与港澳金融市场的对接，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化”先行经验。

　　深圳及大湾区的部分政策探索先行并非简单的资源倾斜，而是由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产业结构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上海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区域政策差异不会对其核心地位构成影响，反而能形成互补共进的格局。

三地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与内耗

　　记者：从国家战略布局来看，上海（尤其是浦东）、北京和深圳在多个领域均承担着“先行先试”的功能。差异化布局背后，体现了怎样的国家战略逻辑与区域功能考量？

　　田轩：上海，尤其是浦东引领区最具优势的试点方向在于制度型开放与全球资源配置。聚焦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浦东在要素市场化配置、金融市场开放创新、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等制度层面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这在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的建设中尤为显著，通过着力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新高地。

　　北京最具优势的试点方向突出体现在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依托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和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承担着“先行先试”的重任。具体包括，持续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等领域的试点。

　　深圳最具优势的试点方向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试点方向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营商环境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社会治理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等。

　　三地差异化的“先行先试”布局，是国家基于其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战略定位做出的科学决策。上海（浦东）侧重制度开放与全球资源配置，服务于国家更高水平开放和参与全球竞争；北京聚焦科技创新与数字引领，服务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深圳承接深化市场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探索，服务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记者：随着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试点政策在部分领域出现重叠，譬如增值电信业务开放等，城市间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可能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当前城市竞争的核心应聚焦于哪些维度？

　　田轩：当前，城市竞争的核心应聚焦于多维协同的系统性能力构建，而非单一维度的比拼。政策的灵活性与开放度、准入机制的创新都是重要基础，但更关键的是如何将这些基础转化为持续的发展动能。

　　在相似政策条件下构建可持续的差异化竞争力，避免同质化竞争与资源内耗，关键在于立足自身禀赋，明确战略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动区域协同，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集中力量打造“独门绝技”。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区域发展共同体就是一种有效方式。譬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深化实施，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寻找突破口，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和标准话语权。归根结底，城市需依托自身禀赋，深耕细分领域，打造不可替代的产业生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