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当前宏观经济特征变化、人口结构转型、就业等多重挑战交织，需从制度设计、资源配置等层面系统性应对。”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就“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接受专访，深入剖析发展痛点，提出以“投资于人”为核心的破局路径。
宏观经济规律“失效”背后：短期冲击与长期结构因素叠加
记者：观察当前宏观经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关系的曲线）表现并不典型，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哪些深层问题？
蔡昉：当前宏观经济呈现的“规律失效”，本质是短期冲击与长期结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菲利普斯曲线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作用于供需两侧——需求端消费、投资疲软，供给端产业链受阻，两者相互抵消，使得通胀率与失业率的传统消长关系难以显现；更关键的是长期因素，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对通胀形成了持续抑制，未来需警惕这种长期趋势对经济活力的影响。
现在我们看到“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现象并存，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技能错配，部分岗位招不到合适人才；另一方面，居民对收入增长预期不稳定，消费意愿不强，进而导致通胀率偏低。
记者：如今“内卷式竞争”成为高频词，它对经济提质增效会产生哪些影响？
蔡昉：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内卷式竞争的根源，这一趋势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市场规模收缩，企业为求生存往往陷入“低水平竞争”。具体来看，资本过度投入传统领域会延缓增长动能转换，比如部分行业重复建设；“竞争到底线”则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CPI长期偏弱、就业质量下降（如灵活就业者权益保障不足）、消费持续乏力，甚至会抑制创新，因为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门槛、低风险的领域，而不是投入高研发成本的创新项目。
人口转型挑战：“十五五”时期下的养老与消费困局
记者：人口问题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基础性挑战，我国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叠加，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具体压力？
蔡昉：我国人口问题的核心是“长期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的双重挤压。从生育率来看，199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就降至2.1的人口替代水平以下，经过30年惯性积累，人口已进入负增长阶段，且当前生育率处于世界低位，回升难度极大——这意味着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劳动力供给结构面临严峻挑战。
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则集中在“老有所养”的多个维度。在财务层面，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养老基金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在人力层面，老年人照护需求激增，但专业照护人员缺口巨大，家庭照护负担也在加重；此外，老年人的特殊消费需求、大龄劳动者的公共服务需求（如职业技能再培训），目前的供给体系还难以充分满足。
更特殊的是我国“未富先老”的特征。2023年我国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约13660美元，与世界平均水平（13434美元）基本相当，但老龄化率已达15%，远超世界平均的10%，且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4%）。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情况下，提前应对发达国家面临的老龄化挑战，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压力更大。
记者：“未富先老”是否也会制约消费潜力释放？
蔡昉：确实如此。消费是“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但人口结构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不容忽视。从不同年龄群体来看，青少年消费率高，但人口数量持续减少，难以成为消费增长主力；大龄劳动者（40岁－59岁）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既要缴纳养老保险，又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同时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意愿强烈，消费能力被严重挤压；老年人虽然人口规模趋于增大，但受劳动参与率低、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子女就业质量不高等因素影响，消费能力和意愿都相对较弱。这种结构下，若不针对性施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难以充分发挥。
就业矛盾应对：从“总量性”到“结构性”转变
记者：我国就业矛盾已从过去的总量性转向结构性，当前就业市场呈现哪些新特征？
蔡昉：当前就业市场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就业增量“新形态化”，2023年城镇个体、私营和非单位就业达3.1亿人，灵活就业人员2亿人，2022年新就业形态人员约8400万，未来AI的发展还将进一步提高这一群体比例。为了不使新就业形态与非正规就业画上等号，需要补上在工资增长、社保覆盖、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明显短板。
二是劳动力流动“内卷化”。外出农民工增速明显放缓，且跨省、市、县流动的比重持续下降，劳动力更多在本地或周边就业。但从生产率规律来看，非农行业生产率高于农业、城镇高于乡村、大城市高于中小城镇，这种“回流式流动”意味着整体生产率增速下降，不利于经济效率提升。
三是重点人群“年龄两端化”。青年群体（20岁－24岁）受教育水平高，但缺乏就业经验，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龄劳动者（50岁以上）工作年限长，但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参与率偏低；而中间年龄群体（30岁－49岁）的就业匹配度最高，占比却在不断下降。这种结构对公共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为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也要为大龄劳动者提供再就业支持和权益保障。
记者：面对AI对就业的冲击，如何平衡“创造性破坏”与就业保护？
蔡昉：AI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是必然趋势，它会淘汰部分岗位，但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2012年以来，我国就业市场就呈现“创造与破坏并存”的特征，累计新增就业岗位1.7亿个，净增1.1亿个，说明市场自身具备调节能力。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降低冲击、放大红利。比如，借助AI技术建立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打破户籍、就业形态限制，让灵活就业者、新业态从业者也能享受均等化社保服务；同时，利用AI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效率，比如通过大数据匹配岗位与劳动力、开展精准技能培训，将“破坏”转化为“升级”的动力，最终实现就业质量与经济效率的双赢。
破局路径：从“分好蛋糕”到“投资于人”，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记者：在经济增长制约因素转换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蔡昉：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做大蛋糕”带动收入增长，现在需要转向“分好蛋糕”以释放增长潜力。当前收入分配的核心症结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再能有效带动基尼系数下降，城镇内部的不平等已成为主要堵点——这源于技术进步与结构转型的“双刃剑”效应，比如AI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却可能扩大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差距。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继续提高“两个占比”（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这需要强化劳动力市场制度，比如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保障劳动者集体协商话语权；其次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参考OECD国家经验，通过税收（如提高直接税占比）和转移支付，将基尼系数降至0.4以下的合理区间；更重要的是树立“家庭本位”理念，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养老资源的均衡配置，减少家庭在这些领域的支出压力，从而释放消费潜力。
记者：您提出投资重心应从“物”转向“人”，这一转变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
蔡昉：我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提升，过去主要依赖人均GDP的快速增长，但要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HDI指数0.8以上），必须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就是教育和健康两大板块。这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关键。
具体来看，人力资本投资有三个着力点：一是根据发展阶段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当前我国教育支出仍有提升空间，尤其要向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倾斜；二是改善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让更多人享有优质教育；三是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公立学校体系，打破户籍限制，让公共服务真正覆盖所有群体，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也能缓解社会矛盾。
从长远来看，教育、健康领域也是“正确的AI应用方向”——比如AI赋能教育资源均衡化、医疗精准化，既能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又能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