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叙事中，农业起源始终是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在中国北方，这片粟（谷子）和黍（糜子）的起源与驯化中心，远古先民如何在气候的波澜起伏中迈出农业第一步？

　　近年来，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多学科研究团队持续开展区域生态环境演化研究，阶段性成果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尘封万年的历史。

　　这项研究如同一份精密的气候与人文互动档案。研究人员凭借从遗址地层中提取的植物孢粉、植硅体等，结合高精度碳十四测年技术，重建了距今约1.17万年以来连续的环境演变序列，由此揭示早全新世人类如何利用气候窗口期，逐步从高流动性的狩猎采集生活转向（半）定居状态，最终孕育出低强度的农业生产，为我们理解人类如何响应并改造环境提供了珍贵的东亚案例。

　　研究的重点在兴隆遗址的一处自然沉积剖面。从厚厚的土层中，研究人员采集了70份样品，通过对其中蕴含的植物孢粉、植硅体进行鉴定和统计，成功解读了万年以来植被、水文与气候的变迁密码。

　　孢粉，这些微小的植物生殖细胞，记录了区域植被的构成；植硅体是植物细胞中形成的二氧化硅颗粒，犹如植物的“化石指纹”，能更直接地反映当地生长的植物种类，尤其是草本植物。两者的结合，使古环境重建既兼顾植被的概况，又能捕捉到人类活动的痕迹。

　　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的气候环境在全新世以来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距今约1.17万至1万年的升温增湿期，气候逐渐转暖转湿，植被从干冷的草原向森林草原过渡，局部水体环境趋于稳定，为人类的聚集和活动提供了初步的生态基础。第二阶段是距今1万至5000年的温暖湿润期，特别是其中的1万至7100年，森林草原植被繁盛，湖塘广布。在这看似最利于森林扩张的时期，研究人员发现人类为了建房、取薪、开辟活动空间，对周边的林木资源进行了持续的开发和利用，抑制了森林的自然扩张。第三阶段是距今5000年以来的降温干旱期，气候转向干冷，植被逐渐退化为疏林草原和典型草原，水体大幅萎缩，直至约1800年前，遗址附近的湿地环境基本消失。

　　正是在上述第二阶段那个气候最优期，兴隆先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革。考古证据显示，早在距今8000年前，炭化黍和粟的种子就已经出现在兴隆遗址的文化层中。这些早期的栽培作物种子与大量的野生植物种子（如蒿属、藜科）和动物骨骼（如原始牛、鹿类）共存。这表明，农业在当时并非生存的主旋律，而更像是一种“实验”或“补充”。这种生计模式亦被称为“低水平食物生产”，即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播种、管理和收获某些植物，但并未完全放弃传统的狩猎采集，也未形成对驯化作物的绝对依赖。

　　这种转变是人与环境双向奔赴的结果。暖湿的气候为植物的生长和实验性栽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窗口期。人类通过砍伐林木、管理土地等方式，主动改造周边微环境，为粟和黍的生长创造空间。这种互动不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研究还发现，在约8150年前，植被和水文指标指示了一次明显的环境波动，可能导致水资源紧张和野生资源减少，刺激了人类加强对栽培作物的依赖，加速了农业行为。

　　距今8150至7100年，兴隆遗址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考古发现了地穴式和半地穴式房屋、室内集中埋葬的墓葬、制作更精美的陶器、种类和数量更丰富的磨制石器、骨角器乃至蚌饰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人口更为稳定、社会结构更复杂的社群。粟和黍的出土数量有所增加，狩猎采集依然在生业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加深，木本植物减少至全新世的最低水平。可以说，是持续适宜的气候背景为人口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而人口的稳定和增长又加剧了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和改造力度，推动着社会向更复杂的形态演进。

　　这项穿越万年的研究，是理解中国农业独立起源的关键拼图。兴隆遗址的研究将粟和黍栽培的出现时间再次向前推进，并细致描绘了其从补充性资源到逐渐重要的漫长过程，夯实了中国北方作为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的地位。

　　这项研究表明，人类的适应策略是灵活多样的。兴隆先民在气候最优期积极探索农业，而在气候波动期则可能强化这种探索，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适应性。这为当今全球变暖背景下的农业转型和生计调整提供了古老而深刻的智慧。研究区所在的坝上地区，至今仍是中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和农牧交错带。理解该地区在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演化，对于今天如何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推行“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兴隆遗址的故事告诉我们，农业的起源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而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一场持续了数千年的对话、试探与共同演化。这部由孢粉、植硅体、炭化种子和考古文化遗存共同写就的“地史档案”，不仅让我们窥见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更启发我们思考，如何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力量，走上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