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首次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十五五”规划建议表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

　　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即消费开支在GDP的占比约为39.9%，而美、英、 德、日等发达国家普遍处于50%-70%的水平，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55%。居民消费率偏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短板。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周四在界面新闻举办的一场直播活动中表示，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倾向低，背后是房地产刚需抑制了消费活力。

　　从国际经验看，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分解为：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GDP），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即为消费倾向。

　　芦哲比对了全球30多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为60%，与全球平均水平（约58%）相比并不低，甚至略高于欧盟。但消费倾向仅为62%，远低于全球平均的92%，这是拉低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主要原因。

　　“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低，很大程度上与房地产有一定关系。过去二三十年，房地产成为中国家庭的刚性需求，婚恋、生育、教育都与房子挂钩。从数据来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0%都用在房产上，这远高于全球水平。但在统计学里，购房属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若不购房，消费倾向可升至80%以上，接近国际水平。”芦哲说。

　　不过，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和观念转变，这部分刚需开始松动。芦哲指出，2020年至今年9月份，中国居民超额储蓄规模约48万亿元，其中43万亿为定期存款，定期储蓄大幅增长与中国房地产走势较为一致，也就是说，过去用于买房的资金，因市场下行和婚育等文化观念转变，转为定期存款。

　　“这些储蓄未来可能流向两个方向，一是进入资本市场，比如理财、基金、股票等，从而成为中国股市的‘长牛’基础；二是转化为新消费动能，比如文旅、教育、职业培训等服务消费或者情绪消费。”芦哲说。

　　他进一步表示，“十五五”期间至少可从三个方面提高居民消费率。一是从增加收入的角度入手，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通过发放生育津贴、学前教育补贴、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等方式直接增收，这对于提高消费率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方面，加快健全直接税体系，这对调节收入差距更加重要。芦哲指出，当前中国税收体系以间接税（比如增值税）为主，应该加强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的体系建设，以调节收入差距。

　　二是从消费品价格入手，比如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将服务消费纳入补贴范围等，但是要注意补贴的透支效应，优化消费补贴结构。

　　三是着眼于“投资于人”，推动教育体系改革，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匹配，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收入增长能力与消费信心。

　　“综合来讲，提高消费率的办法非常多，不仅仅是社保、直接发钱等方式，改变产业体系、教育体系、竞争体系，都会影响到消费这样一个最终产品。”芦哲说，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收入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还是应该推进“投资于人”的政策，比如提高对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技能培训的税费抵扣范围，引导居民人文素养的提高，从而增强其长期收入增长能力与消费信心。